近代“条约体系”下的“国礼”馈赠
对于西方国家最初想要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国门的行为，清政府选择了坚守“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试图用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护传统的华夷秩序，直到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启了晚清屈辱黑暗的外交历史。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标志着“朝贡体系”的破裂与崩溃，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纳入近代西方主导下的“条约体系”之中，中国外交模式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开创了新的共和制度，对于中国外交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但并未完全扭转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清末相比，民初政府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困境，只能被迫继承晚清的外交格局。而“民四条约”的被迫签订，更是标志着中国外交滑至谷底。在条约体系之下，由于综合国力的衰弱，中国成为了国际等级体系中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一分子，无法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名义参与国际互动，更别提以以往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间关系，只能选择逆来顺受，苟且偷安。因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其“国礼” 馈赠往往作为拉拢主要大国、寻求政治支援和庇护的工具，以期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寻得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外交近代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国礼”馈赠开始遵照国际惯例并逐步适应了时代发展潮流。
政治求援的工具
在19世纪后期，世界列强都觊觎中国领土主权与广阔的市场，李鸿章不得不向中立的英国求援，希望英国能够出面调停，为此促成了访英之事。而在李鸿章访问英国的前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于1887年和1897年，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与六十周年纪念的名义，派晚清主管外交的名臣张荫桓前去英国献上“国礼”，其中包括大清乾隆年制款霁蓝描金粉彩八仙祝寿葫芦瓶、大清嘉庆年制款粉彩描金双螭耳群仙祝寿瓶、大清乾隆年制款斗彩对蝶花卉八宝大盘等名贵器物。然而这次赠礼并非像以往乾隆皇帝如君主赏赐属臣一样光鲜，而是为了寻求英国的庇护不得已的献礼。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对英国的高傲与之后对于英国的依赖形成了对比，反映出中英两国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地位的转换。
而在中华民国时期，面对日本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急需美国的援助。为此，宋美龄于1942年11月借治病为名出访美国，进行外交斡旋。初次见面，宋美龄送给前来拜访的罗斯福总统夫人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 给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进而在其帮助下拜会了罗斯福总统。而宋美龄赠送给罗斯福总统的礼品则是从中国清代第一套“大龙邮票”到民国各时期的珍贵邮集册。这本邮集册原被存放在上海邮政总局保险柜里，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宋美龄派军统特务潜入上海全部盗走，将其中一册拿出来作为送给罗斯福的礼物。宋美龄的这份“国礼”让喜爱邮票的罗斯福非常感动， 其特地批准了国会的邀请，同意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向参、众议院发表英语演说，最终该演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援。
开始遵照国际惯例
近代中国，随着与外国的接触与交往日渐频繁，且在帝国的环伺这一残酷的环境下，中国人逐渐学会和融入了近现代世界外交规则，开始按国际惯例定制“国礼”。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各国政要们如美国总统格兰特、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开始访问中国，为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与时俱进”，依据国际惯例，仿照西方国家荣誉勋章样式，制作大清御赐双龙宝星赠给来访的政要，以示荣典。而李鸿章与张荫桓携带“国礼”出访西方世界展开政治外交，既不失尊严，又带去了对西方国家的尊重，也反映出清廷在外交上的进步与成熟。又如在1908年，清政府准备了盛大的宴会接待来访的美国海军，并特意定制了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玉壶春瓶和景泰蓝瓶、杯子，作为“国礼”送予美国舰队。
中华民国时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把《南京影集》作为文化“国礼”，馈赠给来访的国内外嘉宾，这本影集包括80幅南京风光照，附有中英文注解，其中南京的自然胜景和人文景观赢得了国外人士的赞赏与喜爱。1947年，为祝贺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与亲王菲利普•蒙巴顿结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特意定制了全套175件景德镇高级粉彩瓷器——“双龙戏珠”餐具赠送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