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媒体人、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从1997年开始连续采访两会，采访过中日两国多位领导人。他通过《静说日本》、喜马拉雅app栏目《静说日本》等书籍和网络电台的方式主动在中国传播日本故事，帮助中国人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本次访谈让我们了解到徐静波在中国传播日本文化，为两国公共外交所做的努力和背后的故事，对我国媒体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或可提供借鉴。
《静说日本》的初衷
韩立勇：作为一个媒体人，您在喜马拉雅app上的静说日本栏目，出书《静说日本》，向我们国人讲述您眼里的日本社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初衷来做这样的事情？
徐静波：我是1992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已经生活了26年。我的人生，前半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后半部分是在日本度过的。同时我每一个月几乎都回国出差或者采访，因此常常会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会发现有许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习俗，我们中国已经丢失，但是日本依然保留良好，而且还在生根开花。日本20年、30年前出现过的问题，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日本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好的经验做法，好的传统，介绍给中国社会，一方面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日本，少走弯路。
韩立勇：您觉得《静说日本》达到您预期的目标了吗？
徐静波：2016年底，喜马拉雅FM的编辑游说我开音频节目时，我还是比较犹豫，一方面，我没有当过播音员，加上是浙江人，普通话不是很标准，有地方口音，怕播不好。另一方面，自己是日本一家媒体的社长，平时事儿多，很难保证自己能够按时播出节目。
好在自己在日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于恪守信誉：“答应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于是从2017年初开始，不管是在海外出差，还是感冒生病，坚持每周三、周六播出二期节目。由于“静说日本”节目是完全不收费的公益性节目，因此没有收入，我在日本也请不起助手，所以每一期的节目，都是自己构思自己写稿自己录播，每做一期节目，都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正因为自己的坚持，而且内容寻求公正客观，这一节目被大家所接受，得到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喜爱。2年时间，收听人次已经超过了1亿。许多人从我的节目中，开始认识一个真实的日本，改变了对于日本的传统看法。许多人听了节目后放下顾虑来日本留学或旅游。也有不少的企业家听了节目之后，到东京来看望，希望给他们传授更多日本企业的经营之道。5月份，我在西安、成都、武汉作了三场讲演，每一场都有300多人自发来听，我感觉到了自己努力的价值。
日本能够给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韩立勇：您常常会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对比，比如您说日本的芯片，日本的共享单车，您觉得日本是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借鉴吗？为什么？
徐静波：日本这个社会，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总体要比中国进步20、30年。同时，因为它比中国早几十年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经历了中国目前最不愿意经历的经济泡沫崩溃的痛苦，因此这一个社会，它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自然在许多方面，要比中国来得成熟。
同时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企业的性质也有许多的差异，因此，日本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政府给予企业的指点与扶助很少，企业必须自己拯救自己，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所以，日本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上，不仅做的主动，而且很有远见。譬如他们在10年前开始，就逐渐抛弃白色家电、电脑、电视机等传统产业，致力于AI技术与系统的研发，致力于高精密零部件的加工生产、致力于新材料的开发、致力于现代医疗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逐渐形成了日本新的尖端产业。所以，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的做法，很值得中国企业学习。我作了这一档节目，也写了这一篇文章，在中国国内反响很大，大家看到了日本的软实力和踏实创新的精神，也发现了中日之间在创新领域的距离。
同时，在中国流行“共享单车”的时候，日本社会是恪守法律，以法律规范市场，坚决杜绝企业以“共享经济”的名义，占据人行道，违反《道路交通法》。日本认为，任何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只是让一部分人方便，而让另一部分人不方便，那就不能鼓励发展。“任何企业都不能绑架社会”，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种保守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维护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市场秩序。中国正在走向法制社会，如何用法律规范市场，日本的一些做法很值得中国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