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实践中义利观的认识误区
单边撒钱外交说
实践中，有人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外交援助混为一谈，认为是“重义忘利”，是单边的撒钱外交。例如，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参与印度尼西亚的高铁建设，有人就认为中国的巨额投资和贷款将来会打水漂，质疑为什么不把资金投到中国国内。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政府主导外交援助是国际惯例，合理合法，“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包括必要的外交援助项目，但绝大多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的是双边或多边合作，中国的政府、企业和银行等机构可以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中创造商机。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绿色、普惠和本币合作的发展模式（孟刚，2017），有利于主动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为中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机遇。最重要的是，境外项目运作都需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做支撑，中资企业和银行会对投入的成本和未来的盈利状况进行分析，有权利独立判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最终决策方案也不会受政府干涉。
投机性搭便车说
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中提出，指不付出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人便认为，这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中国单方面承担责任，做了冤大头。实际上，这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精髓没有理解到位。中国从来没有承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独自承担义务，而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我们都欢迎，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适当照顾对方利益，为沿线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毫无疑问，中国更看重的是整个盘面的合作共赢，而不是具体的几个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正确价值观的核心含义。历史证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封闭则各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加强沟通和协调，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是行不通的。
高风险不可控说
有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风险。实际上，任何经济建设都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例外。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经一贫如洗，经济发展跌至低谷。“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是资源禀赋各异，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政治上也多和中国互信，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充满期待。“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中国是要和沿线国家携手同行，发挥在近40年经济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控风险的经验，为沿线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重新构建全球供需的产业价值链，实现互利共赢，这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设定时间表。中国在推动这一伟大工程中应当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确保政策沟通及民心相通能够和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同步推进，重点防范在沿线国家较为突出的政府失效、内战、恐怖主义等政治风险。
企业利义混淆说
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有两个极端。一是企业重利轻义说，认为“义”是政府的事情，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挣钱盈“利”。二是企业重义轻利说，认为企业应当绝对重“义”讲奉献，甚至牺牲“利”也在所不惜。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主体，既要有防范风险、合法盈利的目标，又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履行义利兼顾的义务。实际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重视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的社区福利，是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历史角度看，凡是采取资源掠夺式或剥削扩张式经营模式的跨国企业，最终都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落得“义利”双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资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塑造企业形象，注意跨国文化融合，尊重当地文化宗教习俗，遵守所在国法律规定，不要将在中国曾经犯过的错误又复制到沿线国家。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企业履行原本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企业去代替政府的角色专注开展公共外交，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让企业承当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