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需要冷静、理性、辩证地看待“逆全球化”，中国必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加强。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可结合“新型全球化”有序开展。
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该论坛并围绕全球化问题发表重要演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评论称， 在中国成为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的道路上，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是合乎逻辑的一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可以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低潮期。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 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者安德鲁•埃莱克（Andrew Elek）所言，想要削弱传统贸易壁垒正变得越发困难，“一带一路”关注的是弥补各国在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这将有助于减少供应链的障碍，这种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合作是一个“正和博弈”，“一带一路”可以推动相关国家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新手段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准确认识“逆全球化”及其深层原因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19世纪以降，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化获得充足动力，进而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亦是有起有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便是全球化的低潮期，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害人损己的经济政策，终致陷入惨烈战争之中。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为甚。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互联网经济勃兴，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助力下，跨国企业得以在全球构建生产链条。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廉价原材料和潜在市场吸引西方企业和资本家争相“开疆拓土”。对此，美国著名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曾批评说：“他们拥有一种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忽略当地人民的意见，在那些政府羸弱的国家横行无忌”。
正如全球化的舆论旗手、《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也不只是一股经济热潮，它是一种替代了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全球市场的压力将迫使政府放权，私营部门随之扩权。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美国也将占据无可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确，在苏联垮台后，很多国家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些长期远离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一时间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则成为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
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数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面临转折。美国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抱怨日深，认为全球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增，包括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技术优势渐被削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质疑自由贸易理念，指责中国等国搞不公平竞争，誓言要帮美国钢铁工人重新赢回他们的工作。欧洲的“反全球化”情绪也日渐高涨，其对移民问题更为关 注，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之下，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陡增，欧洲一体化进程倍受打击。英国“脱欧”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势力随之做大，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丹麦“人民党”等等。
在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一时也无法成为支持全球化的旗手。过去几年来，“金砖国家”等难以保持“增长冠军”的头衔，它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不容小觑。中国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并且面临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就业市场等方面的艰巨改革任务。俄罗斯、巴西等长期以来依靠出口能源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国家，则需经历更为困难的转折期。土耳其等国还面临国内政治动荡的考验，非洲的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则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袭扰。此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也不应忽视，比如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动力”出现问题，世界也一直在承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去几年来，沉重的债务及其连带的经济不安全感，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跨境投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全球经济活动的脚步大大放缓了。美国和欧元区的需求大约降低了20%。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里，全球贸易增速是生产增长的两倍，体现了国际商品流动的高度活跃。但是，201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3.1%，而全球贸易仅增长2.8%。跨境资本流动也严重倒退，据称已经降低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全球化进程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虽续有发展，但“西方”、“资本”、“国家”这三个重要角色的位置却没有被摆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美欧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力图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 其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导致美欧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而且还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地缘区位不佳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带， 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势力的温床。其三，消减政府管制、弱化国家角色被当作全球化的目标，迷信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致使政府无为、治理缺位。简言之，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虽然总体上带动了世界的发展，但存在诸多弊端。实际上，西方精英也已经认识到，过去数年来，全球化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Lionel Barber）所言，旧的、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1.0”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在迎来包含更多非西方现代性元素的“全球化2.0”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