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交流机制创新应更注重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
《意见》也是据此提出了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要求。所谓高级别，并不完全是指人文交流参与者的身份及行政级别的变化，当然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在人文交流的引领作用非常重要且具有独特的作用，但人文交流机制的高级别，更加体现在从过去政治家的外交扩展到包含政治家、政府部门、智库等社会组织、经济文化主体，甚至是公民个体均广泛参与的中外人文交流，一改过去对外人文交流载体多为政府机构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间组织的局面，让人文交流更加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使中国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成为促进对外人文交流和沟通的使者，从参与主体上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加融入世界。
而这，对于致力于推动中外多层次非官方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察哈尔学会等人文交流智库来说，是一剂强心剂——以外交智库为枢纽，将对外人文交流的经验及策略向社会普及，带动并激发更多的民间团队及个人参与其中。
另一个方面，人民政协也是具有开展人文交流的天然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政协由34个界别组成，汇集了我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委员大都是各领域的顶尖人才，与国外交往的机会较多、能力较强，其“亦官亦民”的身份也更容易为外国所接受。政协又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机构之一， 在对外交往中有威信，能够得到信任，因此人民政协是开展中外人文交流也就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有高度的大舞台。
韩方明：本刊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