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选择
首先，应当组织制定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国家战略。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热点议题，并在公共外交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话语权竞争。从形成机制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是世界各国和公众以“互联网+”推进现代环境保护、开展环境博弈的必然选择，对国际环境合作演进和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道德标准演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持久性影响，其本质是多层次的国际环境利益相关方在虚拟空间里开展的正向或负向的生态环境对话与利益分配谈判互动，动态地、连续地反映了全球环境挑战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PM2.5事件”等表明，环境公共外交在虚拟空间里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理念、国家安全乃至国家主权正在产生日益巨大的冲击。当前，中国应当基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与经济利益、深度参与国际环境权力竞争的总体战略目标，结合全球气候谈判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网络外交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干预与动员作用。通过建设和抢占虚拟阵地，主动利用网络空间影响国际认知和舆论生成，有效争夺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对全球性、区域性、国别性环境事务采取有差异的、有针对性的在线公共外交策略，为国家环境行动发挥有效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其次，加快建设在线海洋公共外交队伍和相关能力。一是基于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问题科研机构、智库、高校、媒体等行为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搭建环境行动协同网络和环境公共外交项目实施平台，激发社会力量和热心公民通过虚拟空间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共议题、维护国家利益的巨大活力，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公共外交主体介入国际环境公共事务、推动国际环境交流的整体能力。其中，应特别注重加大学术话语权的塑造力度，围绕我国生态环境权益维护和拓展需求，发展和传播新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色彩的全球环境治理新理论，引领国际环境法制的发展、促进国际环境义务的履行，为探寻国际环境合作新途径、国际环境冲突管控新渠道，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坐标系和价值规范体系。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法制、环境决策、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透明度和综合化传播水平。应紧跟技术发展步伐，有机结合国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三大规律，不断运用国内外新兴的信息工具创造有效的环境公共外交形态。对涉及中国利益的相关国际环境问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基础数据准备，通过合理运用大数据手段，掌握全球和各地区环境舆情与政府决策发展态势，分地区、分类别进行推演，在此基础上收集、生产、分发、推送题材新颖、具有公信力的相关信息，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短片、电影、动漫、在线电台与音频、纪录片、电视剧、视频直播等载体，以柔性的方式、多方位的角度乃至娱乐化的策略，向国外目标受众推介和阐释本国的环境政策主张，寻求广泛的跨国民意基础，为我国环境政策持续性地获取国际上的政治合法性，有效支撑国家间环境外交谈判。
再次，站在人类道义高度，推动建立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当前，美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重大问题上已摆出脱离多边主义的姿态，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所导致的“战略减负”外交政策，凸显了“国家利益优先”狭隘战略思路下的经济利己主义和环境孤立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和道德义务的威胁。面对这一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活动，正在对以美国“特朗普环境学”为代表的极端环境政治哲学理念发起持续的道义性攻势，并尝试针对美国“退约”引发的生态与政治风险，推进气候治理领域的预警性合作。中国可以借助这一趋势，积极利用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与线下环境公共外交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以道义的力量引领全球环境发展。特别是可以依托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扩散机制，联合其他国家在虚拟世界里开展环境公共外交，在目标国家内部推动地方政府和公众的绿色行动，突出强调全球面临的结构性环境风险。最终，通过以非正式方式在目标国家的社会舆论领域引导设置环境治理议程，有效狙击相关发达国家“随心所欲”的“碳霸权”，为全面构建“共同但有区别” 的国际环境责任体系、满足新兴大国的发展需求提供重要依托，不断增强中国在环境经济等方面的柔性领导力和影响力，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战略框架下的顺利实施。
白续辉：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
陈惠珍：中山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