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演进与趋势
历史地看，环境公共外交经历了从自发“触网”到自觉“上网”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进入民用化、商用化阶段之后，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具有环保传统或最先启动信息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环保职能部门、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开始自然而然地借助低成本的国际互联网， 传播其基于本国政府环境政策立场的环保理念，向国际社会发布相关环境数据和信息，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知识界、实务界逐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终端设备的逐步普及，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基础。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引发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使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公众获得了通过网络大规模介入环境议题的持续动力。进入21世纪，各国政府开始进一步认识到虚拟空间在环境议题上的战略价值，并逐渐有目的地将网络外交工具运用于环境公共外交领域。
在Web 2.0风潮之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得到了“巴厘岛路线图”会议（2007年）、波兹南会议（2008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2009 年）、坎昆气候大会（2010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等一系列事关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快速推动。在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争夺话语权和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既需得到外国政府的认可，也需赢得外国公众的支持。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被动接受他方信息、承受舆论攻击，转向了积极运用信息工具进行话语争夺、利益博弈。金砖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由此，一个全球性、多维度、多层次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体系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和运行。
近年来，在全球信息流动不断实现即时化、移动载体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极大影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传统互联网平台向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跃迁。各类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主体纷纷采取了主动融入移动互动场域的传播战略，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交互需求和增强信息渗透能力。可以看到，当前各类主流社交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主阵地，而基于手机智能终端的社交与媒体APP平台正在快速超越传统的网站平台，成为覆盖各国公众的高使用频次信息传播载体。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引领世界环境议题、向各国社会“垂直投放”政策信息、发起全球性或国别性政策倡议的重要工具。一些相对超脱于国家和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更是积极投身在线环保领域，创造出了相应的新公共外交形态。而谷歌翻译、人工智能识别等网络工具的发展使得信息的翻译与传播更加迅速，极大地提高了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效率，令社交网络乃至整个虚拟世界如虎添翼。
当前，各国通过虚拟空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博弈、介入重大海洋环境问题，已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重要战略行动方向，凸显了网络在敏感环境问题上的舆论战和信息战价值。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全球互联网上生成和传播特定环境信息，选择性地传播科学理念和政治价值，设置在线环境议程，从而争夺话语权。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后，相关主体通过网络社区、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APP等强力推送北极冰架融化、小岛国家生存危机等敏感信息，进行国际舆论动员。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 网络上风云雷动，全球网民口诛笔伐，媒体、官员和公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在线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主动通过推特（twitter）账号为其环境决策辩护、试图引导舆论。实际上，在线平台成为了各国试图干预美国新时期环境政策的重要渠道，虽然其对特朗普政府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但依旧在美国社会内部引发了持续的舆论涟漪，这势必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具体行动构成牵制。另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线曝光、披露敏感和虚假的环境信息，对特定目标进行舆论攻击，力图破坏其国家形象和降低其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近年来西方国家刻意利用自身的网络和文化优势，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公共外交压力。在南海仲裁案中， 国外智库、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频繁公布南海岛礁建设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信息，通过夸张解读与恶意炒作，煽动国际舆论，对负责该案的国际仲裁庭施加持续影响，并通过微信、新浪微博等平台将信息输入国内，试图误导中国网民、制造社会舆论分裂。这类进攻性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行动，在环境领域和政治领域、法律领域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