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的朋友们
不只是杜斯塔姆，纳吉布拉的大多数政治盟友都抛弃了他。外交部长阿卜杜勒·瓦基勒和军队首脑穆罕默德·纳比·阿齐米将军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想把纳吉布拉当做犯人送给不断推进的“圣战者”部队。他们在得到纳吉布拉要逃跑的消息后冲到机场，并要求塞万从飞机上下来，以避免尴尬和可能的暴力（考虑到塞万与联合国的关系，他们想要塞万活着并保证他的安全）。瓦基勒，在祖国党许多其他成员的陪伴下，严厉批评了塞万企图将纳吉布拉秘密弄出阿富汗的行为。在其下一步行动中，愤怒的瓦基勒通过喀布尔电台在向全国播出的讲话中称“纳吉布拉企图逃跑，但已被武装部队阻止……他必须留下来回答阿富汗人民的某些问题。政府无意杀害他。检查站的士兵本可以杀了他，但他们没有。”就在几个小时内，纳吉布拉成了瓦基勒“痛恨的独裁者”，而带领“圣战者”进入喀布尔的马苏德则成了他“尊敬的兄弟”。
塞万原本想将纳吉布拉拯救出来。这个计划的制订得到了印度领导层政治上的支持。在凌晨3点20分左右，纳吉布拉的联合国公关人士通知了南比亚尔有关杜斯塔姆突然变强硬一事，在凌晨4点35分左右，南比亚尔迅速向联合国汇报了此事。他是那天早晨第一个见到纳吉布拉的大使。联合国和印度原指望纳吉布拉能顺利出逃（或者说事后才意识到判断错误），他们没有想过“第二计划”，以防出逃计划失败。而且，在受到联合国官员的压力后，南比亚尔同意调查让纳吉布拉在印度驻喀布尔大使馆避难的可能性，条件是联合国官方提出同样要求。南比亚尔利用自己当时拥有的私人无线电话（只有联合国有国际海事通信卫星电话）联系了新德里，寻求官方就在他的官邸收留纳吉布拉一事表明态度。然而，保护纳吉布拉和他在新德里的家人是一回事，在印度驻喀布尔大使馆给他提供保护则是另一回事。凌晨5点15分，印度拒绝允许纳吉布拉在印度大使馆避难。南比亚尔辩称：“他（纳吉布拉）在联合国驻喀布尔的机构要安全得多……若印度大使馆（给他提供保护），我们将立即深陷南亚次大陆各种对抗，我们马上会遇到各种问题……我们绝无可能指望纳吉布拉在印度使馆获得安全。”新德里担心如果人们发现纳吉布拉躲在印度使馆，那么在喀布尔的印度人居住区有受到报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