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反映了“一带一路”时代研究与实践相互映衬的新特征
《战略》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应对世界格局变化、适应发展方式转变而提出的全新国家战略。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个新概念形成之时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出现新的跃进，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带一路”无疑是这样的概念。
“一带一路”将激发和蓄积大量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中国驱动性”，而非“美国驱动性”；是“世界影响性”而非“地区影响性”。过去，美国是主导性的环境影响因素，具全球性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建设所激发的中国议题和全球议题，是中国力量协同其他力量共同带动的，引发全球联动共振，表现为机遇和挑战交织复合，是将长期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系统性问题。如果把“一带一路”放到“中国的兴衰沉浮及其与世界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大时空背景下理解，就能发现“一带一路”时代的含义—中国在重回崛起进程后，其阶段性的复兴发展战略及其与世界的互动关系问题。这可能是“一带一路”更深刻的时代本质，有助于政策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从大历史观、大世界观和大战略观的角度理解“一带一路”在中国和世界的战略地位。
“一带一路”的实践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影响力足够大，则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代名词，甚至会演化为“一带一路学”。《战略》所体现的，正是在“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之下研究与实践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新特征。
翟崑：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周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