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家的文物在咱们手里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袁濛茜（左二）与同事在乌兹别克斯坦。
谈起文物保护，许言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每一句都透着一位资深文物保护者对工作的热情与严谨。“文物最大的特点，一个就是不可再生性，一个是单一性。可移动文物也好，不可移动文物也好，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如果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俩都是假的，要么一真一假，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的。即便是一对儿，也存在使用环境和方式等给它留下的时代痕迹”。他强调，每一件文物对文物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案例。对于援乌文物保护项目，“我们可以借鉴类似的经验，但绝不能去套用”。许言认为，“文物维修就像大夫给人治病一样，维修相当于给它治病。怎么能更有针对性的应用一些维修的方法和措施，把他的病治好又能够让它健康呢？对文物来说，要对其原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痕迹都保护下来”。他动情地对我们说： “要让人家的文物在咱们手里得到有效的保护啊！”秉持着这种精神，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们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地推动着项目的实施。
许言副院长说，文物维护是一项需要静下心来做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它实际上是研究的一个过程。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断地发现一些新的病害和新的问题，就需要现场及时解决和调整。这也是文物工程的特点之一，就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在现场，静下心来把事做好”。“对于我们工程师来说，生活上的艰苦算不上什么。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单吃囊、羊肉串，工程师坚持一个月都没问题。对于长期蹲守工地的文物工作者来说，长时间坚持吃一种单调的食品已然是家常便饭”。
８０后女孩袁濛茜谈起长期的驻外生活，笑笑，洒脱地说：“慢慢就不把自己当女孩子了呀，就习惯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受援国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在那待时间长了就融入到当地，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今年，参加了深化设计工作的闫明工程师作为现场负责人，在克服了家庭困难和身体不适后再次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工程师张念在婚后的第二个月就为援乌项目出国了，一待就是半年多。今年，他再次赴乌，而他身在国内的妻子正一人忍受着孕期的不适。“其实包括我的爱人在内，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理解，非常支持的。所以呢，我非常的感激他们，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丝愧疚，因为我跟我爱人刚结婚的时候，第二个月，因为这个援外的项目就出国了，一待就是半年多。然后，她一直在国内，我一直在国外，她虽然有一丝的抱怨，但是呢，我觉得她还是从这个工作上面还是对我比较支持的，包括这一次，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其实现在我的爱人，她现在正怀着孕呢，她依然可以一个人忍受着在国内，这种，哎呦……所以，我觉得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支持真的是太大了，我非常的感激他们，非常的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