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国际舆论场便始终存在一个热议话题：作为后起之秀的海南自贸港，是否会对香港、新加坡这两大成熟国际自贸港的地位构成挑战，甚至取而代之？这种疑虑并非空穴来风，毕竟海南拥有3.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远超香港与新加坡，且享受着中国内地赋予的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

1月13日，中国外文局海南采访组与海南省委宣传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就自贸港政策体系等关键问题举行座谈。海南省委负责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尽管香港、新加坡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参照系，但海南与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产业基础与制度体系上形成错位布局，形成“互惠互利、美美与共”的合作共生关系。

要理解这种错位关系的本质，首先需要认识到海南与香港、新加坡在产业基因上的根本差异。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枢纽，其核心竞争力根植于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自由流动的金融体系以及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资本市场的独特通道功能。新加坡则凭借东西文化交融的治理智慧、高效的政府服务、强大的航运中转能力以及东南亚门户的战略位置，构建起面向全球的综合性自贸港体系。相比之下，海南的主导产业则被明确界定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这种产业定位本身就决定了海南无意在金融领域与香港争锋，也不会在航运中转功能上与新加坡展开正面竞争。海南的“现代服务业”更多指向医疗健康、国际教育、会议展览等生活性与生产性行业，其“高新技术”则聚焦于南繁育种、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等特色创新领域。这种产业基础的错位布局，是海南能够与香港、新加坡形成“互惠互利”关系的首要逻辑。

更深层次的错位体现在功能定位与制度设计上的差异。新加坡自贸港是面向全球的开放平台，其服务对象是所有希望进入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的国际资本。香港则长期扮演着“超级联系人”角色，既是外资进入内地的桥梁，也是内地资本走向世界的跳板。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在于，它首先服务于中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大局，其主要功能是为希望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境外企业提供制度便利。这种定位决定了海南的开放政策具有鲜明的“双向服务”特征：对内地企业而言，海南是“走出去”的培训场与试验田；对外资企业而言，海南是“引进来”的转换器与适配器。正如海南省委负责同志所阐释的，海南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与香港、新加坡的同质化竞争，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互补性的中间平台。这种互补性恰恰为海南与两大老牌自贸港的合作打开了广阔空间。

当然，强调错位发展并不意味着海南缺乏独特优势。恰恰相反，作为当前全球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港，海南所拥有的战略纵深与发展潜力是香港和新加坡难以比拟的。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形成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独特监管格局。这种制度创新在全球自贸港实践中尚属首例。海南背靠的是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的中国内地大市场，这是任何其他自贸港都无法企及的区位优势。在税收政策上，海南的企业所得税为15%，低于新加坡的17%和香港的16.5%，优惠力度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而对绝大部分进境商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政策，则使海南具备了打造全球最大免税购物市场的潜力。此外，海南还拥有全国唯一的管辖海域面积大于陆域面积的省份这一地缘特征，为其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无限可能。

这种清晰的错位定位，已为海南与香港、新加坡之间构筑起实实在在的合作桥梁。在琼港合作层面，两地政府已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重点推进旅游、医疗、教育、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与新加坡的合作同样成果初显，新加坡淡马锡、凯德集团等龙头企业已在海南布局物流园区、智慧城市项目，将新加坡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移植到海南。这些合作项目的共同特点是，香港与新加坡输出管理经验、专业服务与国际网络，海南则提供政策试验场景、市场接入机会与增量发展空间，形成优势互补格局。

站在更高维度审视，海南自贸港的崛起实际上印证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趋势：尽管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但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大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新加坡、香港的成功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海南的加入，非但没有挤占前两者的生存空间，反而以差异化的定位拓展了自贸港模式的内涵与外延，证明了这一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大有可为。海南的封关运作不仅代表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形态，更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正在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者。这种引领作用并不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而是旨在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合作共赢的新范式。（作者系中国外文局海南采访组高霈宁）

编审：蒋新宇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