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评论员 乐水

第29届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COP29）即将在阿塞拜疆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因其核心议题是确定一个关于气候融资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而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规定，在2013—2020年间发达国家每年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近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2015年的《巴黎协定》重申了这一规定，并将其延期至2025年。如今期限将至，COP29亟须达成NCQG以适应新的全球气候融资需求。

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也是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焦点议题之一。《巴黎协定》提出将本世纪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事与愿违——世界气象组织在本届大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1—9月全球平均表面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约1.54℃，2024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不彰的背后是融资艰难，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兑现不足则是造成气候融资困局的根本原因。

发达国家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人”。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显示，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全球的77％，因此，富裕国家应向贫穷国家赔偿近200万亿美元。然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统计数据，在2016—2022年间，发达国家累计提供了5792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距“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相差1208亿美元。此外，发达国家在资金分配、融资方式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也与“气候正义”相悖。

《巴黎协定》强调气候融资应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但在2016—2022年，仅有17％和2％的资金分配给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2021年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20个国家中，有18个属于此类国家。可见，现有的气候资金对它们的帮助极为有限。

2009年签署“哥本哈根协定”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期待发达国家能主要以赠款形式提供融资。这样才能更凸显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所担负的主要责任。而实际上，在2016—2022年只有26.2％的气候融资是赠款，其余则以贷款形式提供。202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54个负债最重的发展中国家中，超过一半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这些贷款无疑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变相使其代替发达国家偿还“历史债”。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危机的挑战愈益严峻，全球更加迫切需要加大全球气候治理力度。目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发展中国家在2021—2030年的气候适应资金需求为每年1940至3660亿美元，是当前国际公共适应资金的10至18倍，而在2031—2050年这一数额或将增长至3150至5650亿美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财务委员会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30年，78个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为5.8万亿美元至5.9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超6000亿美元。毫无疑问，未来，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将持续扩大。

面对气候治理道路上的重重挑战，人类唯有坚毅前行。COP29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呼吁各国提交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在大会开幕前，阿联酋就率先承诺，到203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9年水平减少47％。随后巴西也提出，到2035年将巴西的净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9％—67％。而中国早在2020年就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截至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装机规模约占全球40％——是美国、欧盟和印度之和，并且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成为各国的“绿色表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9开幕式上表示，气候融资不是做慈善，而是一项投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发达国家兑现资金承诺。在全球气候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增加气候融资，不仅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帮助发达国家自己。

编审：蒋新宇 张艳玲 蔡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