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石先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9月20日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贸易理事会运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投资、农业、金融服务、人工智能等议题取得一系列成果。

单独看，每一项成果都有具体对象。放到当前世界经济和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观察，其意义则远远超出具体的关税清单和工作安排。值得关注的是，中美正在尝试建立一种与新的双边关系相适应的经贸治理方式：通过机制化安排，把长期存在的竞争、摩擦和利益交织纳入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轨道。

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快速推进时期已经明显不同。效率不再是企业和政府进行贸易、投资以及供应链布局时唯一考虑的因素，安全、韧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世界贸易组织在2026年9月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中称，多边贸易体系正处于一个关键关口，地缘政治紧张、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考验着既有贸易规则。WTO模拟显示，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按照地缘政治阵营发生碎片化，全球GDP可能下降5.1%，全球出口可能减少18.6%。

因此，今天国际经济面临的真正风险已经不仅是某一项关税上升几个百分点，而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摩擦一旦持续累积，将通过产业链和市场预期影响全球经济。

中美关系尤其如此。两国之间存在越来越复杂的市场联系，保持着大规模贸易、投资和产业关联。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01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8.8%，进入2026年，中美货物贸易仍保持较大规模。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由事件驱动更多转向机制驱动。如果缺乏稳定渠道，任何一项贸易限制、投资审查或者供应链冲击，都可能迅速上升为双边经贸关系的综合性问题。

在双方利益高度交织、一些矛盾又具有长期性的情况下，能否建立一套机制，使局部摩擦不必每次都演变成整个经贸关系的震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建立机制就是为高度复杂的关系设置边界和缓冲：哪些问题可以谈，在哪里谈，出现问题由谁处理，已经形成的共识怎样落实，都尽可能形成明确渠道。

在中美本轮磋商中，双方正在改变处理经贸问题的方法。双方进一步推动5月已经同意建立的贸易理事会落地运行，并就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框架职责文件以及产品清单形成共识；同时建立投资理事会，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置农业工作组，在现有经贸磋商机制下开展人工智能对话，逐渐形成处理贸易、投资、农业和新技术问题的机制，反映出更加明确的趋势：两国愿意把原来集中磋商的问题拆分开来，将不同类型的分歧进入对应渠道处理。机制化以后，农业问题进入农业工作组，投资障碍进入投资理事会，贸易安排进入贸易理事会，新技术风险进入人工智能对话。降低了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捆绑和放大的可能性。

“300亿对300亿”安排体现了这种思路。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对等降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恢复最惠国关税待遇，并在履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

“300亿对300亿”规模同整个中美贸易相比并不算巨大，但其制度含义值得注意：双方不是通过单方面要求对方让步解决问题，而是在大体对等的规模下交换市场开放。中方产品获得更好的对美出口条件，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械、煤炭等也获得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双方能够找到恰当的利益交汇点。

人工智能对话则说明，中美经贸关系面对的不仅仅是传统商品贸易。在当今的世界中，技术、安全、投资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一个技术问题可能同时具有商业、安全和监管属性。双方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设置事件沟通渠道，对于具有巨大跨境外溢效应的新技术而言，既能减少误判风险，也能为国际技术治理环境提供治理框架。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机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作用，就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成本。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企业真正难以应对的往往不是一个已经确定的关税水平，而是不知道关税会不会突然变化，不知道市场准入政策能维持多久，也不知道一个领域的摩擦会不会扩展到另一个领域。不确定性上升以后，企业的成本最终也会进入整个经济系统。因此，经贸机制提高了政策变化的可预期程度，使企业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判断。

中美两国都能从机制安排之中获益。对中国而言，为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了稳定性。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稳定部分关税和市场准入安排、保持投资和金融领域的沟通，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进行生产和市场布局时，美国的政策变量更加清晰，为其调整市场结构提供稳定的时间窗口。

对美国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商品供应来源，也是美国农产品、服务以及部分工业品的重要市场。2025年，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此次磋商涉及煤炭、农业和金融服务等美国具有直接商业利益的领域，保持贸易和投资稳定，也有助于美国企业维持市场机会，减少关税和供应链调整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额外成本。

此外，本轮磋商的意义也超越了双边关系。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一，两国采取的经贸政策也会沿着供应链传递至第三国，对于许多中小经济体而言，它们既没有能力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很难完全摆脱两国政策变化产生的外溢影响。两个主要经济体能够把部分分歧纳入规则和谈判框架，减少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也关乎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

过去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合作；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长期运行下去。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及各类工作组的真正价值，最终也要放在这一尺度上衡量。如果这些机制能够把突发摩擦更多转化为持续磋商，把政策冲击更多转化为可预期调整，把部分利益冲突转化为可以交换和协调的具体议题，那么，其意义就不仅是落实一次磋商成果，而是在为中美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稳定方式。

所谓行稳致远，并不是没有风浪，而是不惧风浪且有航道可依。

编辑：刘雪云

图片：新华社

责编：王金臣

编审：林崇珍、张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