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2026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本文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美方校长，从他四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出发，说明中美教育交流合作为何可以搭建双方互信之桥。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时，世界的目光大多聚焦在贸易、技术、投资，以及中美两国其他既有重要共同利益、又存在分歧的领域。但还有一层关系，值得更多关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四十多年来，我有幸近距离观察这层关系。198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时的中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此后，我多次回到中国，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商业和经济议题的交流。2011年至2013年，我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院长。如今，作为昆山杜克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美方校长，我有机会目睹又一代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相互学习、彼此启发。

这些经历让我确信：教育之于中美关系，绝非边缘议题，而是它最牢固的根基之一。

2025年5月26日，美国华盛顿州林肯高中女子腰旗橄榄球队队员同北京市十一学校学生进行橄榄球交流活动后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跨国教育培养解决跨国问题的人才

1981年，我以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很难想象中国随后的经济转型会达到如此的规模与速度。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贸易和投资的机会，也带来了知识、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交流的机会。

大学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我亲眼看到，把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管理专业深度同国际视野结合起来，会产生怎样的价值。学院“中国深度、全球广度”这一办学定位，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朴素的道理：理解中国，就必须走近中国；而要在相互联通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就必须理解中国之外的视角。

今天，情况虽已发生了变化，这个道理依然适用。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企业、科学家和企业家。美国依然是研究、创新和高等教育的领先中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和人才，两国彼此都有很多可以向对方学习的地方。

正因如此，教育交流不应仅仅被视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种手段。它也是对两国能力的一项投资——去解决那些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应对的问题。

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粮食安全、可持续城镇化……这些挑战都跨越国界。将要应对它们的人，越来越需要习惯于跨文化、跨学科、跨国界来工作。 

昆山杜克的经验 

昆山杜克大学为中美教育合作能够成就什么，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

昆山杜克大学由美国杜克大学、中国武汉大学和昆山市政府联合创办，如今已发展为一所以通识博雅教育为特色、面向世界的大学。学生来自中国和60多个其他国家与地区，教师则把多元的学术与文化经验带进课堂。

这种多样性的教育价值，并不只是让学生多了解几个国家，而是让他们学会与那些看待世界的预设和经历可能与自己迥异的人一道思考。

这个区别很重要。

一个在异国短暂停留的学生，回国时也许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或经济了解更多。但一个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并肩学习的学生，得到的将是更深一层的收获：学会倾听、提问、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并与那些看待世界方式不同的人一道寻找答案。

在昆山杜克，这一切每天都在发生。学生们在研讨式的小班课堂上共同学习，一起做研究，一起参加学生社团和体育运动，在科学、人文、社会、伦理和公共政策等问题上了解彼此不同的思路。

部分昆山杜克的学生会在美国达勒姆市的杜克大学校园度过本科阶段的一部分时光，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杜克学生同窗共读。这些经历建立起来的个人情谊持久深远，超越任何一场具体的政治分歧。

这正是教育交流的意义所在。

人文纽带是战略性议题，而非情感性点缀 

人们有时倾向于仅仅停留在把人文交流看成是一件好事，认为相对于贸易或国家安全这类“硬”议题，它是次要的。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经济关系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国际商业需要能够理解不同市场的管理者；科研合作需要能够进行跨机构、跨文化沟通的研究者；全球化企业需要能够在不同背景的同事之间建立信任的领导者。

而教育，早在人们进入职场之前，就开始培养这些能力。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说明这一点。我曾与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管理者和学者一同教学和工作。这些往来一再证明：有意义的合作始于好奇。人们要有效协作，先要理解他人如何思考。

2026年8月8日，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图为双方球员在友谊赛前相互致意。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这并不要求人们意见一致。

事实上，最好的大学应当鼓励不同意见。学术交流之所以可贵，恰恰在于它让人们能够检验假设、挑战成见、从不同视角审视证据。目标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培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的智识成熟度。

对中美两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投资下一代 

当下的中美关系，比我初访中国时更为复杂。战略竞争是真实存在的，经济政策在变化，对技术、国家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切是正当的。这些也不会因为学生和学者的交流就自行消失。

但正因为它变得更复杂，我们更加需要建设性交往的渠道。

教育交流合作，就是能够穿越政治周期的渠道之一。

一个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同学共同学习的学生，不只是在积累学分，他（或她）正在建立的关系和取得的经历，会在未来数十年里塑造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今天的学生，将是明天的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

如果他们只曾通过新闻标题认识另一个国家，就会把狭隘的理解带进职业生涯。如果他们曾与那个国家的人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在面对未来的分歧时，就更可能带着背景知识和全局视角去应对。

这不是主张无视正当的国家利益，也不是说大学可以不受透明度、问责与安全方面合理标准的约束。

这是主张：在负责任地管理正当关切的同时，增进教育领域的交往与合作非常必要。

培养化解分歧的人

四十年中美教育交流经历告诉我：关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维系它的不只是政府间的协议，还有成千上万次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在教室里、实验室里、会议室里，在科研合作之中。

信任也是如此。

信任无法通过行政或立法等手段产生。它是在一次次共同工作、相互学习、信守承诺的反复经历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因此，衡量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应只看贸易谈判的结果或贸易协议的条款。我们还应当追问：两国的年轻人是否仍然拥有有意义的见面交流机会？

昆山杜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双方的教育机构都愿意为长远投入时，什么会成为可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例证。对我而言，两段经历都印证了把本土知识与全球视野结合起来的价值。

中美无疑会继续在一些领域竞争、在另一些领域合作。这是两个大国复杂关系的现实映照。

但竞争不会使相互理解显得次要。相反，它让彼此加强理解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希望下一代美国人和中国人能够负责任地管控彼此的分歧，就应该在他们接过管理这份关系的责任之前，先给他们机会认识彼此。

教育无法化解国与国之间的每一场分歧。但它能够培养那些终将去化解分歧的人。     

这是一项值得守护的投资。 

作者：约翰·奎尔奇（John Quelch），博士，原哈佛商学院教授、伦敦商学院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现任昆山杜克大学美方校长。

约稿/翻译：张辉

本文英文稿发表在《今日中国》英文版，原标题为“Educational Exchange: The Channel That Outlasts Political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