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首次在互联网平台重大垄断案件中同时适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三种处罚措施，引发空前关注。事实上，从2021年国家针对平台经济挥出反垄断“第一锤”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周年。

稍加回顾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家反垄断频出重手，昭示着对平台经济发展的规范治理之路：以重拳“破内卷”，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正向循环。但鉴于平台经济所含要素的复杂性，尤其是个别平台整改的艰巨性，反垄断之路任重而道远。

“第一案”标志反垄断执法进入精细化阶段

据调查，流量分级是“软控制”，“调价助手”是剥夺商家定价权的“硬手段”。更令人诧异的是，酒店经营者并没有调价权，一旦被发现价格高于其他平台，会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手段自动调为全网最低价，还施以限流、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一系列惩罚措施。

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佩佩指出，以往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案件中仅适用罚款，主因是平台经济多边市场复杂，难以精确剥离“因垄断行为获取的超额利润”。“此次突破意味着，执法机关已掌握精准核算非法收益的技术手段。如果只罚不没，企业可能仍保留非法获利，违法成本并未完全内部化。”王佩佩认为，“罚没并举”真正落实了“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收益”的法治原则。

此外，“调价助手”等算法工具被认定为垄断手段，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算法和代码本质上是平台商业意志的技术表达，将限制竞争的规则写进代码，不会改变规则本身的违法性质。”王佩佩说。

另一个关注点是“罚款比例”。本案中7.5%的罚款比例创下平台经济反垄断历史新高。记者了解到，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新增数据、算法条款后，反垄断审查已从“查合同”走向“查算法”。

“7.5%的罚款比例大幅提升，旨在打破‘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侥幸心理。‘罚没退’三管齐下则意味着，靠违规多赚的钱，不仅全得吐出来，还要倒贴巨额罚金。”王佩佩认为，这标志着反垄断执法进入常态化、精细化阶段，引导平台竞争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

“罚单”好开，做好后半篇整改文章“任重道远”

很多人印象里，反垄断就是“罚巨款”，其实不然。专家指出，国家反垄断执法好比是一次“市场体检”：处罚是诊断出病灶，整改是动手术、做康复，监管验收则是复查。复查没通过，治疗就得继续。

对公众而言，整改的意义在于把被垄断行为挤压的市场空间重新打开：商家可以多平台经营，消费者拥有真实选择，中小企业和新兴平台也有机会参与竞争。一张罚单或许能震慑一时，但只有整改到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真正恢复。

过去几年，国家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已覆盖电商、音乐、学术数据库、在线旅游等多个核心领域。

罚单的开出，只是故事前半段，整改才是对市场、对用户更重要的后半篇文章。“反垄断执法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高额罚款，而在于通过整改，疏通被垄断行为淤塞的公平竞争机制，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倪斐表示。

从“价格战”到“价值战”，“内外兼修”缺一不可

数字经济时代，头部商业平台在市场上拥有支配地位，这种地位本就是一种稀缺资源。然而，一旦价值观失守，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叠加数智技术，这种非正常竞争带来的危害会蔓延至整个业务生态。

国家对于平台经济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种迹象透露了什么信号？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吕永刚看来，保证充分和公平竞争、防止出现垄断，是市场机制富有效率和持续创新力的底层逻辑。

“一系列经济反垄断法的判例案件充分证明，我国反垄断意志坚决，市场没有法外之地。这种反垄断行为既是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是防范恶性竞争和过度‘内卷’的利器。事实上，还有利于平台商家专注于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而不陷入对垄断本身的追求，这反而是包括平台企业内各类市场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所幸的是，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力度，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已见成效。

2026年1月28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列举了8个具体风险示例：平台间算法共谋、组织帮助平台内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平台不公平高价、平台低于成本销售、封禁屏蔽、“二选一”“全网最低价”、平台差别待遇。

“平台兼具‘经营者’与‘市场管理者’双重属性——它制定的规则就是其市场内的‘法律’。因此《指引》实质上是要求平台对自己的‘立法权’进行自我审查，这是一种‘穿透式’的规制思路：监管者不再逐个处罚违法行为，而是要求平台建立持续运转的自我规制系统。”倪斐认为。

这意味着，反垄断不能止于单次执法，必须坚持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持续紧盯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久久为功守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黄泽文 应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