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14周年。缅怀之外，很多人又想到钱老提出的著名问题——2005年，钱学森寄语中国教育：“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如今二十载过去，“钱学森之问”早已超越单纯的教育命题，成为丈量国家创新实力和鞭策人才培养改革的精神标尺，持续激发着我国突破创新瓶颈的不竭动能。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钱学森之问”源于对时代痛点的精准洞察和深刻把握。2005年的中国，虽已是“世界工厂”，但创新底气尚不充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21%，研发经费占比不足GDP的1.5%，汽车业“外国心”的尴尬现实，折射出核心技术领域人才供给的短板和弱项。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钱老连续追问“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直指人才培养模式的同质化、创新生态的不完善。这一问，更是戳破了“规模优势”掩盖下的质量短板，唤醒了全社会对“杰出人才”培养的紧迫感，没有创新型人才的“量质齐升”，就没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更没有国家发展的长远底气。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以改革作答，用实践回应“钱学森之问”，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到“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精准落地；从高考改革打破“唯分数论”，到职称评审取消“三唯”倾向，一系列制度创新直指人才培养的堵点难点。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人才资源大国，每年500万STEM专业毕业生为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嫦娥”探月、航母入海、机器人产业崛起等重大突破，印证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的同频共振。这些成就充分证明，“钱学森之问”不是无解之题，而是推动改革的“催化剂”，只有瞄准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核心目标，才能破解创新动能不足的困境。

历史的进步从不是终点，“钱学森之问”的时代价值从未褪色。当前，面对“卡脖子”技术的攻坚难题、“无人区”探索的全新挑战，杰出人才的稀缺性依然凸显。教育体系中重知识灌输轻思维培养、重路径依赖轻敢闯敢试的惯性仍有一定市场，人才评价机制的灵活性、创新环境的包容性仍有提升空间。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越是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越是需要清醒认识人才培养是“慢工程”、创新动能的激发需要“长耐心”。“钱学森之问”的核心，从来不是寻求一个终极答案，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保持对各类人才的渴求，始终坚守对创新精神的尊崇，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机制的革新，让这一“问”成为持续优化人才生态的“清醒剂”。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钱学森之问”早已化作一代人的使命担当。当前，面对“卡脖子”技术的攻坚难题、“无人区”探索的全新挑战，杰出人才的稀缺性依然凸显。人才培养既要筑牢知识基础，更要打破思维桎梏；既要重视规模积累，更要追求质量突破；既要完善制度保障，更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守对创新精神的尊崇，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依然在路上的坚定，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从高校的“个性化培养”到企业的“产学研融合”、从政府的“政策赋能”到社会的“价值认同”，形成全方位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敢想敢干、善作善成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钱学森之问”如同一座灯塔，照亮着我国人才事业的前进方向；又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改革攻坚的坚定决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这一“永恒之问”将继续激发创新动能、凝聚奋进力量。各级党委、政府只有始终以“钱学森之问”为鞭策，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己任，就一定能够突破人才发展瓶颈、激活人才创新潜能，让人才方阵成为支撑国家发展的最坚实力量，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辈的精彩答卷。（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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