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为框架推进高职院校依法治校，强调通过法治化手段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其核心理论依托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主张依法治校需兼顾主体多重性、客体自主性与内容合法性：主体多重性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并重，明确权责边界；客体自主性强调以章程建设保障办学自主权，平衡行政与学术权力；内容合法性则注重以法律规范管理行为，确保制度合法性与执行规范性。文章指出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现实困境集中于顶层设计碎片化、行政化倾向突出、权益保障不足及监督机制薄弱，提出以党建引领强化治理方向，将党建文化融入法治建设，确保治理的社会主义属性；通过分层培养师生法治思维、引入第三方法律机构监督等策略，推动法治人才建设与校务透明化；倡导构建“政-企-校”协同监督机制，利用数字化平台拓宽民主参与渠道，最终实现多元主体权责共担、制度共守、成果共享的治理目标，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呼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在整体思路上，围绕“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展开，以高职院校依法治校为切入点，探讨其如何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首先，基于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宏观背景，阐明依法治校对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价值，即通过法治化手段完善治理制度、优化内部秩序、培育治理文化并强化监督体系，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其次，从主体多重性（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客体自主性（办学自主权与学术自治）、内容合法性（制度规范与法律依据）三个维度解析依法治校的内涵，构建理论框架；进而结合高职院校实际，剖析顶层设计碎片化、行政化倾向突出、权益保障不足及监督机制薄弱等现实问题，揭示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最后提出系统性策略：以党建引领确保治理方向，将党建文化与法治文化融合，强化决策科学性；通过分层培养师生法治思维、建设专业化法治队伍，提升治理主体能力；构建“政-企-校”协同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法律机构与数字化平台，实现校务透明化与公众参与，最终形成多元主体权责共担、制度共守、成果共享的治理格局，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

在具体内容上，文章立足“多元共治”视角重构高职院校依法治校路径，突破传统单向管理思维，强调法治框架下多方利益主体的动态协作。研究以“权责重构”为切入点，提出高职院校需在法治化进程中重新界定政府、学校、企业、师生的角色定位：政府从“管控者”转为“服务者”，通过简政放权为学校赋权增能；学校依托章程建设将办学自主权转化为“法治契约”，明确行政与学术权力的运行边界；企业通过产教融合协议深度参与治理，形成“法律约束+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师生借助听证会、监督平台等渠道实现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共建”的转变。针对制度空转、监督虚化等问题，主张以“技术赋能”打破治理壁垒，例如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不可篡改的校务数据库，依托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制度执行效能，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触发违规预警，确保法治流程全链条透明化。

在研究创新上，体现在理论视角、实践路径与机制设计的突破：理论层面首次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系统引入高职院校依法治校领域，构建“党建引领-法治赋能-多元共治”的理论框架，突破传统单一行政化管理思维，揭示依法治校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动逻辑；实践路径上提出“党建+法治”双核驱动策略，强调党内法规与学校章程的交互衔接，通过党建文化引领法治文化渗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确保治理方向的正确性；机制设计上创新构建“政-企-校”协同监督体系，主张引入第三方法律机构参与校务监督，结合数字化平台实现校务公开透明化，并针对师生权益保障滞后问题提出“分层法治教育”模式，通过“基础课程普及-专业课程精炼-实践模拟强化”的进阶链条培养法治素养。

总体来看，该文章立足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以法学与教育治理交叉学科视角，系统解构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实施框架。研究揭示：当前高职院校治理存在制度供给碎片化（如章程与二级管理制度衔接断层）、权力运行失范化（行政权力挤压学术自治空间）、权益保障滞后化（师生申诉机制形同虚设）三重结构性矛盾。对此，文章创新性提出“三维治理范式”：在制度维度，构建“1+N”法治制度体系（1部章程统领N项配套制度），通过立法后评估机制动态优化制度实效；在主体维度，创设“治理效能积分制”，量化政府放权程度、校企契约履行率、师生提案采纳量等指标，建立权责利统一的共治激励模型；在技术维度，明确技术秘密保护、实训事故归责、知识产权共享等核心内容，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法治方案。 （罗瑶 作者系湖北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