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学者:中国引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系统性的变化正在发生,给全球长期以来建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模式造成波动。美国单极地位已让位于一种新的多极化格局。不出所料,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启动了堪称“混合战争”的行动,旨在阻止、减缓或逆转这一转型。包括经济战、新的安全“小多边”、美元武器化等举措以及对反华(虚假)信息的大规模财政投入已经展开。
信息战的目的是通过贬低中国的成就,使外界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并最终试图破坏中国在全球的声誉和地位。环球时报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中国国际形象全球调查报告却证明了这一举动的无效性。该调查邀请了5.1万名受访者,获取了46个国家公众对华态度的大量数据,结果表明,美国(虚假)信息战未能渗透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中国国际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5%的发展中国家、中东和金砖国家受访者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加快。在非洲国家,这一比例达到85%;在欧洲和东盟地区,这一比例超过70%。即使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60%。同时,超过80%的非洲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光明。在中东、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超过了70%。受访者们普遍认同中国属于“全球南方”,并期待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和活跃的作用。
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逐渐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架构。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模式正让位于更多节点互联的网络结构。尽管不乏其他重要的新兴经济活力节点,但中国的空前增长及其国际化是这一转型的关键催化剂。世界各地,殖民主义的遗产正受到挑战。
经济格局变化之所以会引发全球治理的不稳定,归根结底是因为现有大国试图维持长期存在的经济殖民特权。二战后,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正式独立,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之后形成的全球金融体系却成为其他不少国家经济主权发展的障碍。
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不平等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国主权平等”,并未在经济领域得到现实支持。发展中国家被迫以乞讨之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硬通货贷款,这往往导致负债加重,削弱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因此,中国的崛起是“逆势而行”。它成功突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约束和美国的技术霸权封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这一切都是在不发动战争、不进行掠夺性扩张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中国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证明摆脱现有的不均衡发展体制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中国也表明了,经济主权发展可以在不发动全球战争的情况下实现。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无可动摇的鼓舞。
随着国内快速发展,中国也开始通过现有的多边机构以及新建立的机构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为这些国家提供机会进入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同时也让它们以前所未有的价格获得商品。凭借丰富资源和生产规模,中国能提供越来越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通过人为制造稀缺来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商品形成了鲜明对比。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机制,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这些倡议和论坛,中国力求成为一个赋权大国,而不是掠夺者。
例如,硬基础设施可赋予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以应对新型经济发展机遇;交通设施为扩大市场覆盖面奠定了基础;能源设施则为各国提供了能源安全和能源主权,这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太阳能系统、电池储能技术等领域的领导者,中国正通过“生产充裕”的方式,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不仅如此,通过新的硬件和软件技术,多国的信息主权也在得到保障。通过培训和教育软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也在变得更有韧性,更能抓住正在涌现的机会。技术主权的持续发展以及开源平台作用的扩大,正促成一个“数字威斯特伐利亚”(通常指在网络空间中确立国家主权、管辖权和治理规则——编者按)。在此过程中,可以在确保国家数据主权的同时实现跨境互操作性。
此外,跨境支付的“去美元化”趋势也在增长。超过3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关于建立一个越过SWIFT系统的银行间报文系统的设想也已存在近十年。通过金砖国家倡议,多国正积极参与下一代基于本国货币的支付系统的建设。
中国在关于对现行国际体制进行改革、基于21世纪的现实考量推动建立必要机构,以支持和平与繁荣的讨论中一直处于领导地位。中国通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方案,阐述了人类的共同未来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它展示了基于共识的耐心调解如何克服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的缓和以及巴勒斯坦多派争端的解决就是例证。一场系统性的变革正在进行,国际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期待也在上升。(作者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