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12月30日文章，原题：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谈欧洲、美国和制造业 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撰写了一系列畅销书。

问：您曾撰写和发表过批评西方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争论，可否解释一下您的立场？

答：这一论点反映了人们在中国经济史上正确定位当前时刻的难度。如果将其视为周期性衰退或类似情况，就太过肤浅了。这实际上是从独特的城市化阶段迈向新阶段的根本性突破，因此将会存在一些调整困难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长期以来困扰着全球重工业体系。

“产能过剩”争论之所以在此时出现，是因为它为西方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提供了一种借口，在我看来这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在这一争论的新要点绿色科技上，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产能过于庞大，因为中国在这个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是由于中国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被欧洲人不明智地弃用了，为抢占市场的中国人扫清了障碍。

这种论调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它被随意地套用在全球能源投资的重大历史性转变之上，而如今，全球能源投资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已占多数。中国已经占据非常有利的早期领先优势，西方决策者正在争先恐后地为他们与中国竞争的替代战略和方法找理由。这是他们论证“工具箱”的一部分。

问：您是否认为欧洲应为气候行业提供政策，而不是抱怨北京的补贴？

答：这里面真正的利害关系是中国产业政策对世界的影响。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仍然与补贴有关的观点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在成立之初获得了各种扶持，但认为其目前的竞争优势与补贴有很大关联的看法忽视了企业在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谁都有创造一个产业的权利，而中国创造了一个产业，现在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这个产业都是世界领先的。

问：在民粹主义政客崛起之际，欧洲政策制定者声称需要采取保护性措施来维持就业，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自由派说服自己，中国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所谓过剩问题。归根结底，“产能过剩论”是一种政治论调，而非经济论点。这种论调甚至与整体福利无关。因为如果我们计算消费者的利益，而不仅是生产商的损失，我们最终会得到迥然相异的得失比。从宏观经济学及其影响来看，这种论调也很难站住脚。尽管中国带来了改变，但这能解释美国工人阶层的困境吗？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芬巴尔·伯明翰，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