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12月9日文章，原题：全球权力的未来——西方如何误判中国崛起 西方世界在20世纪末犯下一个重大失误，即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必然会沦为像西方一样受市场肆意驱使的国家。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当年提倡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用心不言而喻：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受制于规则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演变为更加西方化的社会。

毕竟，物欲横流和自由开放已经软化了其他主权国家的威严棱角，中国如何独善其身？这种想法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历史定力和文化韧性，它并未将加入世贸组织作为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同化邀请，而是将其当作巩固现代化道路的途径，在坚定意识形态的路上奔向更大繁荣。

这种疏忽源于西方与中国的复杂关系，从忧虑到忌惮，从期待到落空。当新中国从动荡年代闯出生路，英美等国担心这个贫穷、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成为难民滋生地，但讽刺的是中国并未让难民涌入西方，反而让工业品、投资伴随自身的治理发展之道涌向全球。

中国以独特方式崛起，立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极世界的中心，让美国渐失超级大国的单核地位。西方的错误不仅在寄希望于改造中国，还低估了这头经济巨兽自入局之日起，将凭文化自信和使命愿景重塑世界秩序。

纵观历史，西方世界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以“黄祸论”为代表，即亚洲尤其中国将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成为足够重塑世界的竞争文明。之后，这种具象化的威胁迎来“亚洲世纪”，即全球权力的结构性转移，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引领未来。

中国雄心勃勃的振兴之势在东亚留下焦虑，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纷纷以尊重和谨慎的心态对中国崛起予以注目。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崛起并非单指经济，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亦具战略意义。

西方将中国视为可能重塑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而东亚国家将其既视作伙伴，又视作潜在对手，缘于其中时代机遇与历史竞争并存。如今的全球命题并非21世纪是否属于亚洲，而是亚洲将去往何方，以及中国的邻居们是拥抱还是抵制这股新势力的崛起。（作者为马来西亚国油科技大学兼职讲师、环球咨询亚洲公司高级顾问萨米鲁·阿里夫·奥斯曼，青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