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对立统一”，这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中“和”的思想，也源自近代以来中国兼容并蓄地向西方学习，走上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实践。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更注重“或”的思想，强调“非此即彼”“赢者通吃”的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独特的智慧。中国无意与西方文明产生冲突，而是旨在推动更加包容、平等、和谐的国际秩序。

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明显到在不贬低二者过去或现在的巨大成就和复杂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两个简单的词来区分。

中国哲学的源头是“和”，而西方哲学的源头是“或”。我们可以将这两个词描述为“意识形态词”，它们是各自语言中最小的，但在意识形态上最重要的语言单位。它们通常被视为理解一种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文明价值的关键，没有它们，逻辑和伦理就无从谈起。

在中国，相关词汇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这是最古老的中文正式书写系统。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词汇所反映的价值观有着更古老的起源，很可能早在书面文字和哲学体系诞生之前，就已经长期存在于语言结构之中了。

在中国传统中，“和”除了可以作为连接词外，也有“和谐”的意思，这个义项也是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了。这里的“和”最初只是一个音乐概念，但作为一种价值观，“和”字也经常被用于其他的中文表述中。例如，要想做出美味的汤，不能只用水，还必须加入不同的调味料，做到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这里的关键是，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更看重“和”，那么很自然地，你的世界观就会强调“对立的统一”——在不同的对立面之间寻找和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哲学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中世纪大繁荣，再到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直至工业革命，从古至今许多杰出的西方哲学家总结出了形式逻辑学的三大基本规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其中，“矛盾律”的核心就是强调“或”，即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作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既肯定它又否定它。

有意思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就对上述这条“金科玉律”产生了质疑，而这又引来了他的一个学生——丹麦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反对。1843年，克尔凯郭尔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非此即彼》中批评了黑格尔的理论，他认为黑格尔的学说是“误入歧途”，是“与”的哲学，与西方“或”的逻辑发生了深刻冲突，因此也与西方强调主观性的哲学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事实上，如果在你的思维里“对立统一”是一种常态，那么你很可能会对社会主义、双赢、存异求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更加认同。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所论述（马克思的思想多少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而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对此阐释得更为明确。

相反，如果在你的思维里“矛盾律”是常态，那么你很可能会更认同资本主义和“赢者通吃”的逻辑，对差异的包容度更低，并漠视生态环境的福祉，迷信人类未来的末日预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时强调“对立统一”的重要作用。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在他的《矛盾论》中指出了这种作用。事实上，这种观点的思想根源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阴阳理论。

一年后的1938年，斯大林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辩证法问题上表达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理解，强调“否定之否定”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斯大林的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古典派”甚至“正统派”的普遍支持，但并没有阻止中国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坚持“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这一经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它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这一思想精华长期没能得到充分理解，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所以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似乎先天拥有一种直觉，能够更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潜力，这种能力无论从个人的还是从集体的角度看，都是其他文明所无法比拟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它本身就是唯物主义逻辑和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它们在19－20世纪同中国文明加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两者的转变和有机结合。

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更“灵”？这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都有着较强的辩证思维能力，这种辩证思维既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阴阳思想，也源于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生死存亡危机的历史经验，使得中国迫切要向西方学习，向推动了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分析法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世界秩序中救国图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构建了一座强大的认识桥梁，也为传统的阴阳思想找到了更强大的科学支撑。

简而言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指出，分析和辩证是人类充分发展和发挥潜能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建设性地运用西方分析法和辩证法，坚持“对立统一”，而不是永远把矛盾放在首位。

这样一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吸取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精华，又在二者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幅提升，使其能够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背后的关键逻辑，正是它引导着中国一步步走向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并实现了主权独立，积累了国家财富，重塑了大国身份，回归到了世界舞台。中国以“战略同理心”制定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与渴望建立这种关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密切合作。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西方至今仍在战略层面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根据过去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人类价值观的合乎逻辑的表达。中国本身就是一部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集合；近现代以来，中国既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剥削他人的殖民道路，也没有屈服于西方，向列强低头，而是独立自主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寻求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原则——“和”，而不是“或”。换句话说，是强调“兼容并包”，而不是“非此即彼”。这个“和”字，早在几千年前的商朝就出现在了甲骨文上；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成熟大国在全球事务和人类发展进程中促进更大的和谐与民主的原则。

这不是过去苏联式的“国际主义”，而是一种促进相互尊重、相互承认、共同发展与和平共处的“新国际主义”。在这方面，西方的一些宣传是扭曲的，有些甚至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是，一些人故意制造“红色恐慌”，以此作为发动“新冷战”的理由。这背后更多的是源于西方的偏见，而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毫无关系。

作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