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22日刊登题为《中国与西方：商业实用主义与政治阻力》的文章，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信息技术专家卡丽·麦克恩。文章编译如下：

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说：“从商业角度来看，理由很简单：中国能生产。”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就是一个证明，每年可生产数十万辆电动汽车。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也说明与中国的合作是出于实际需求，而不是意识形态。

2023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商界领袖对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和能源企业——的信心正在增强，这些商界领袖看重结果更甚于政治考量。

这种对中国的务实态度得到了数据的进一步支持。哈佛大学的一项纵向研究追踪了公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发现支持率从2003年的86.1%上升到2016年的93.1%。这些发现挑战了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成功必要条件的观点，并强化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与中国的商业往来是基于实际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许多西方政治精英仍将中国视为威胁。他们坚持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意图破坏西方利益的强硬对手。这种说法过于简化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没有承认现在是相互依存的现实。长期以来，(西方)领导人囿于自己关于大国冲突的言论，一直把中国作为国内挑战的替罪羊，转移国内公众对不平等加剧和对政府信任度下降等问题的关注。2023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公众对西方制度的信任度正在急剧下降，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指责中国等外部因素而得到扭转。

西方领导人不愿接受这样一个商业现实，即西方需要中国多于中国需要西方。他们固守冷战时期的对立思维，忽视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尽管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潜在机会。然而，纵使西方企业渴望利用这些机会，但政治精英们仍停留在战略竞争的思维模式中。

对中国稳定性的误解加剧了上述分歧。通过将中国政府描绘成一个濒临崩溃的政权，西方领导人将他们抵制建设性接触的做法合理化了。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却明确反驳了这一观点，研究表明中国公民对他们的政府非常满意，比西方国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满意度更高。

关于中国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的争论更多地揭示了西方的矛盾。当商界领袖们被中国的效率、创新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着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时，政治精英们却固守过时的竞争与恐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鸿沟不仅阻碍了有意义的合作，而且使西方看不到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机遇。

数据是无可置疑的：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可，而且，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中国公司的全球的商业伙伴仍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西方制度也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随着不平等加剧和治理失败，人们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在下降。

展望未来，西方必须重新调整对中国的态度，承认决定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认可务实的合作机会。西方领导人不应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而应关注如何适应这一现实。要实现全球稳定与进步，靠的不是对立，而是拥抱合作的机会。（编译/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