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22日文章，原题：中国与西方：商业实用主义与政治阻力　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每年生产数十万辆电动汽车。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表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由实际需求而不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美国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发布的2023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商业领袖对中国企业的信心正在增强，尤其是科技和能源领域的商业领袖，他们更重视结果而不是政治叙事。

商业领袖的这种对华务实态度得到数据的进一步支持。哈佛大学一项追踪公众对中国政府满意度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从2003年的86.1％上升到2016年的93.1％。这些发现不但挑战了西方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成功不可或缺的观点，还强化了（西方）商界与中国往来是基于实际利益考虑而非意识形态的观点。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政客继续将中国界定为“威胁”。他们顽固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意图破坏西方利益的庞大对手。这种叙事过度简化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相互依存的新现实。长期以来，（西方）政治领导人受困于他们自己的有关大国冲突言论中，一直将中国当作其各自国内挑战的替罪羊，从而转移人们对不平等加剧和公众信任度下降等国内问题的注意力。2023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人们对西方机构的信任度正在直线下降，而且该趋势不会因指责中国等外部因素而逆转。

西方政治领导人不愿接受商业现实，即西方需要中国的程度超过中国需要西方的程度。他们固守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心态，忽视对华合作机会，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中国的领先地位能为联合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潜力。尽管西方企业渴望利用这些机会，但政客的心态仍然停留在战略竞争中。

西方政客对中国稳定的误解加剧了他们与企业的这种分歧。一些对中国的误解成为一些西方政客不与中国开展建设性接触的理由。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对其政府的满意度非常高，甚至比西方国家公民的满意度还要高。

这场关于中国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的持续争论，在更大程度上暴露出西方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在西方商界领袖被中国的效率、创新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而正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之际，西方政客仍在过时的竞争和恐惧叙事中不能自拔。西方政客与商界领袖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鸿沟不仅阻碍他们开展有意义的（对华）立场调整，而且还蒙蔽西方的双眼，使之看不到与中国的合作可能带来的机遇。

人们可从数据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治理模式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支持，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全球各国与中国企业的商业伙伴关系仍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西方机构本身正在面临合法性危机，因为随着不平等加剧和治理失败，西方民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度都在下降。

展望未来，西方必须重新调整其对中国的态度，不但要承认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还要发现同中国合作的机会。西方领导人不应该抵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专注于如何适应这一新现实。全球稳定和进步的未来不在于对立，而在于拥抱合作的潜力。（作者卡丽·麦克科恩，王会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