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韵兵心

■苟文彬

　　年轻时的张永枚。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笔蘸滚滚硝烟，创作了《我的丈夫是英雄》《机枪手》等大量战地歌词、诗作。   他“骑马挎枪走天下”，写下荡气回肠的长诗《西沙之战》和深情隽永的《雪白的哈达》。   他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的词作者——张永枚。   张永枚近照。穆纪武 摄

木棉花尽凤凰飞，美荔桂圆闹枝头。时过谷雨，岭南花城换上了火红的夏装。

走过阳光热烈的广州街头，我来到张永枚的住处。里层木门早已敞开，透过防盗门，我看到一个挺拔的身影站在客厅中央。进屋后，张永枚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我，手虽干枯，但握手的力道很大，令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年届91岁的老人。

张永枚满头银发，脸颊上爬满了皱纹，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一身灰白的西服套装，加上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显示出他对这次采访的重视。落座前，我瞥见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枝繁叶茂的巨树占了大部分画面，树下有一匹马、一条路……

当不了战斗员，做文艺兵也一样出彩

1949年12月，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的张永枚，正跟一群年轻人在西山公园体育场打篮球。球场边，有位解放军军官在观战，有人投球中篮，他叫声“好”；休息时，他就走到大家中间摆“龙门阵”。

“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军首长，正在组建第42军军政干校，要招收4000名知识青年。我一下子动心了。”于是，未满18岁的张永枚离开巴山蜀水，北上黑龙江省，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生产。“在军政干校的学习经历，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方向和工作作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1年初，张永枚从军政干校提前毕业，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临行前，他在志愿一栏填写了“参谋和医生”。

“但未如愿，我被分到了第42军文工团，搞创作。”张永枚轻声道。

我说：“如今看来，组织上这样的工作安排，倒成就了一位文艺家。”

张永枚大手一挥，说：“什么文艺家，我永远都是一个文艺兵。”

1932年11月8日生于四川省万县（今重庆万州）的张永枚，家里世代行医。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西医，是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出生在民主进步家庭的张永枚，从小喜欢读书，渐渐地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3岁时，他在《万州日报·学灯》发表了描写乡绅压迫穷人的短篇小说《重压》。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底子，组织上没让张永枚拿“枪杆子”，让他操起了“笔杆子”。

“其实能上战场已经很开心了。”张永枚说。原来，部队开赴战场的前一天，张永枚发烧了，指导员让他留下来看病，他反复争取才得到上前线的机会。

上了战场，政治部给每人发了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一边做战勤工作，比如照看伤病员，抬担架，送炮弹；一边搞创作，上火线慰问演出。

张永枚至今仍记得第一次遭遇空袭时的情景。那天，他正跟几名战友在茅屋里大谈《红楼梦》。突然，门倒了，爆炸声紧接着袭来。张永枚很紧张，起身冲出门外，往山丘上跑。敌机飞得很低，气流把屋顶都刮飞了。“奔跑中，我的棉裤被打烂了，以为负了伤。我心想横竖是死，死前也要多消耗点敌人的弹药。”于是，他抱着山顶的一棵老松树与敌机周旋，最后居然毫发无伤。

“刚上战场时我比较紧张，但是不害怕。我的想法很简单，死了就死了，为国而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已过鲐背之年的张永枚，说这话时依然目光如炬。

让诗歌成为武器，和军人一样去战斗

战地文学是号角，总能让前线官兵激情澎湃，催生出强大的战斗力。经历过火线生死，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张永枚。他开始主动出击，寻找战地热点，去书写，去传扬。

“那时后勤供应困难，到连队采访都是自己带着米，要吃饭就交一缸子米。”到后来，战地条件更加艰苦，志愿军官兵只能用炒面、土豆当干粮。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物资极其匮乏，战场上吃的炒面，都是国内人民省吃俭用捐献的。”炒面偶尔尝尝不错，但天天拿它填肚子，会烧心、反胃、便秘。怎样才能既讲清这干粮的来源，又能表明艰苦环境下军人的乐观与战斗决心呢？

张永枚思来想去，在朝鲜洪川江畔，写下这样一首《好干粮》快板诗：“炒面是咱好干粮，行军打仗带身旁。不用锅灶不用火，翻山涉水真便当。炒面拌雪甜又香，难忘祖国情意长；吃下祖国香炒面，多抓俘虏多缴枪。一勺炒面一颗心，祖国盼咱立功勋；不灭鬼子不算了，祖国祖国你放心！”这首快板诗于1951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

张永枚朗诵时清亮的嗓音，把我的思绪带入了冰天雪地的战场。我仿佛看见战士们埋伏在工事里，抓一把炒面，吃一把雪……我禁不住问：“怎样才能创作出像《好干粮》这样让读者身临其境的作品呢？”

张老沉吟片刻，道：“写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将战地还原，将人们看不到的战场交锋写活。作为战地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火线的同时，文学创作必须做到重返现场，站在英雄的同等位置，替他们重新打一仗、活一遍。”

1951年2月2日，第42军第125师第374团第2连第2排排长张福山，率领全排在南汉江畔新村、九屯一带迅速插入敌前沿阵地，连续攻下4个山头，毙敌30余人，缴获敌电台和重机枪。敌人组织兵力反扑，张福山带领战士们奋力阻击。在全排只剩4人、弹药用光时，张福山用2枚手榴弹掩护其他3位战友转移。当敌人再冲上来时，他拉响最后1枚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作为文艺兵，就是要传扬他这种信仰坚定、战斗到底、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张永枚小心翼翼地翻出《人民战斗英雄张福山》合唱词谱本递给我。我低声读道：“寒风吹散阵地上的硝烟/露出打折的树干/张福山呕出一口鲜血/报春的红梅/生命的火焰……安息吧 阵亡的烈士/安息吧 我们的排长/共产党人/还能被你们吓唬住吗/张玉新带回来烈士的遗言/共产党人气节的战旗/永远在我们的眼前飘扬。”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张永枚说他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机枪手关崇贵。

1951年2月24日，英军第27旅1个营在8架飞机和6辆坦克的支援下，向第42军第125师第375团614高地发起进攻。第1连副班长关崇贵带领2名战士先后击退敌人3次反击，击落飞机1架，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张永枚以关崇贵为原型，创作了歌词《机枪手》：“机关枪，一声吼，敌人胆战心发抖，连发点射织成火网，封锁着道路和渡口。打得敌人头破血流，不敢再回头，我们是寸土不丢，英勇坚守的机枪手……”

经作曲家彦克谱曲，这首歌很快在战地传唱开来。“学习关崇贵打飞机！”各部队纷纷掀起以步兵武器打敌机的竞赛热潮。

张永枚笔下的战地诗作，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令人身临其境，火线上奋勇杀敌、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也更加血肉丰满。

张永枚将在前线写下的诗歌，结集为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诗集《新春》。其中，《我的丈夫是英雄》曾广为流传，获1955年原中南军区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志愿军总部优秀创作奖。

从抗美援朝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张永枚，后来成为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创作员，从此走上专业文艺创作之路。

我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读者去评论，人民去传播

在张永枚的精神世界里，文学是他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和生活姿态，作品广泛而经久地传播，则是对其文学创作的最好回馈。

我说：“有一段广播节目令我印象深刻。那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时，记者在志愿军老战士谌佛生家的采访录音。记者在现场播放了您作词的《我的丈夫是英雄》，广播中传来了谌老的老伴断断续续跟着哼唱的声音。今天我也找到了这段广播节目，放给您听听。”

“清水河，清又清，我的丈夫是志愿军，太阳下花开花更红，我的丈夫是英雄。一片片大雪纷纷下，他抗美援朝离开了家……”

张永枚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眼睛微闭，思绪似乎回到了抗美援朝的前沿阵地。当年，文工团里的不少战友，都在战场上纵情演唱过这首歌，战士们因此备受鼓舞，斗志增强。《我的丈夫是英雄》传回国内，在人民群众中迅速流行起来。

见张永枚还在沉思，我说：“您看，好的作品不管过去多长时间，都会唤起人们心底的记忆。您对自己写过的作品，哪一篇或哪一部最满意？”

张永枚站起身来，朗声道：“我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切交由读者去评论，人民去传播。谱曲能唱，离曲可读，符合大众化审美追求，这才是我创作的意义所在。”

我指着墙上的那幅油画，问：“这幅画是谁画的，有什么寓意吗？”

“这是原广州军区创作组创作员雷坦画的井冈山。井冈山燃起革命星火，如同大树深扎土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张永枚说。

“记得您作词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就是在井冈山创作的。这首歌传唱了几十年，2009年还入选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在很多重要场合，我们常常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

“那是肖民（著名军旅作曲家）的曲子谱得好。”我话未说完，张永枚便抢着夸起了曾经的同事。接着，他轻声哼唱起《人民军队忠于党》：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

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

……”

我手捧泛黄的词谱本对照，发现他唱得一字不差。歌声甫歇，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1960年春，张永枚与作曲家肖民到江西井冈山采风。走进革命圣地，红军百折不挠的意志、必胜的信念和英勇战斗的事迹，深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立足井冈山，将人民军队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作了高度概括，以问答方式阐明“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很快便写出《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词。肖民经过两天一夜的琢磨，完成了谱曲。

《人民军队忠于党》既是党史、军史的见证，更是军魂所系、军威所在，是冲锋的号角，是胜利的凯歌。曾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瞿琮，曾这样说过，我这一辈子，最仰慕三位词人：乔羽（《我的祖国》），还有就是张永枚（《人民军队忠于党》《骑马挎枪走天下》）和吴洪源（《学习雷锋好榜样》《北京颂歌》）。

“在您几十年的军旅创作生涯里，有什么采写经历是您最难忘的？”提这个问题前，我猜想张永枚会聊起创作《西沙之战》期间，三天三夜只吃了4个汤圆的故事。

《西沙之战》是奠定张永枚文学地位的经典之作。它以诗报告的形式，在《光明日报》首发，并迅速被译成英文、法文、蒙古文等十几种文字，传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雪白的哈达》说起吧。” 在张永枚的记忆深处，在他无数次说走就走的旅途和无数次夜以继日的创作经历中，最难忘的是西藏之行。

1959年3月，人民解放军取得平叛斗争的胜利，彻底推翻了西藏千百年来的封建农奴制度。张永枚说：“我当时深入藏区走访，所到之处，人们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我当时就想，从命如草芥到翻身做主人，从与牛羊同住到幸福安居，从大字不识到读书扫盲，从一无所有到自力更生大生产……藏族同胞这样的幸福，我感同身受。我想在创作中，既要向世人昭示旧西藏暗无天日的历史，又要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永枚讲完这段经历，示意我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杯。他的女儿张湖婷则打开手上捧着的书，轻声朗诵起来：

“柔软洁白的哈达，代我感谢毛主席，不是没有别的礼物，只有你才能表达我的敬意。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雪山有个卓玛仙女，她的慧眼望着东方，东方是雪山的母体。

卓玛扯下一缕白云，向着东方飞去，白云化成了哈达，献给姊妹兄弟。

哈达表示最高的崇敬，成了西藏的风习；哈达的传说千千万，我最爱东飞的仙女。

……”

著名诗人袁水拍评张永枚的诗：“民歌的节奏，群众化的风格，亲切的韵味。”

在同事吴大勇眼里，张永枚是浑身带着战火硝烟气息的诗人、紧贴战士铸造军魂的诗人。

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得主章以武说，张永枚的诗作思想境界高远，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考验。“他从战场走来，从军营走来，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好的诗歌都是来自生活的沃土，这一点对今天的作家也非常有启发意义。”

等我完成了国旗歌词，但愿会有人谱曲成歌

张永枚的女儿张湖婷也是一名军人，同时是父亲的忠实“粉丝”。

“您读过父亲写的诗吗？最喜欢哪一首？”我问。

“《臂膀》。”张湖婷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给我看。那是2018年她在一个纪念活动上朗诵诗歌《臂膀》的视频。

“修路的战士，炸断了一条臂膀，爱人掩着脸，痛在她心上。战士说：别伤心！你看这公路，穿雪谷，越大江，风云万里，伸到远方，那就是我的臂膀。”

“这首短诗的主人公是参加修建川藏公路的一位战士。我父亲在现场采访时，那位战士挥舞着失去臂膀的空袖，在他面前谈笑风生。”诗中，张永枚将战士的臂膀与部队修建成的公路在意象上联系在一起，很有想象力；短短的诗句，体现了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也颂扬了战士为建设西藏付出的青春热血。

“张老一生为战士写了很多诗。除了这些，您发现他还有其他风格的诗作吗？”

“当然有。你看1953年写的这首《还乡曲》！”

“走着走着心直跳，我的家拐弯就来到。低声说句：我回来了！试一试口音变了多少！乡音没改人变了，紧一紧腰带正一正军帽，擦一擦红星多自豪，这就是六年前的庄稼佬！”

“还是写的战士！只不过写的是他自己！”我说。与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同，张永枚与古人远归相似，心情则大不相同，时代气息和感人的力量至今依然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父亲就是这样。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投入他的创作事业，留下了很多好作品。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说到这里，张湖婷有些激动，她递过来一叠荣誉证书，示意我看。

赞叹之余，我问：“为文一生，张老曾经有过什么遗憾吗？”

张永枚从面前那叠资料中，抽出一个信封，说：“我想为国旗写一首歌词。”他边说边指着信封背面，上面有几行经过反复推敲的文字。“这是专门写给国旗的歌词，还没有最终完成。”

“您现在还在坚持创作？”

“两年前每天坚持写作两个小时，后来病了一场，现在写得少了。”张湖婷替父作答。

“您今年91岁高龄了，还有什么心愿吗？”

“等我完成了国旗歌词，但愿会有人谱曲成歌！”张永枚脸上的皱纹宛如一朵使君子花，舒展开来。

“您能对当代青年说几句勉励的话吗？”

张永枚大手一挥，大声说：“我没有资格去勉励年轻人，但希望他们多唱唱革命歌曲，从中可以了解我军的历史和文化。”说完，张永枚又哼唱起了《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交谈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张永枚对其一生挚爱的事业，充满了虔诚与敬畏。他始终坚信，从文学创作中寻找精神依托，发现精神家园，连接军人与人民、现实和未来的血脉关系，这正是文字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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