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一儿童节，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撰文回忆半个世纪前的童年生活。通过一张珍贵的全家福照片，讲述了其祖父周立波回湘工作的经过，以及自身的童年岁月。

1973年10月21日，祖父周立波、父亲周健明、母亲徐裕豪、姐姐周仰之和我（周牧之）在长沙烈士公园拍摄的全家福。

我的祖父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阳，青年时代为求学、革命和抗战曾经四次离开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回到益阳长期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当壮年的祖父能够毅然放下《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暴风骤雨》等名篇巨著带来的鼎盛声誉，离开繁华的京城回乡，的确是因家乡情缘深厚。祖父从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但实际上只是名誉职务，并没有太多介入湖南文坛。

1962年，祖父正式从北京回湖南工作，还邀请康濯、蒋牧良、柯蓝三位湖南籍大作家回湘。康濯、柯蓝曾是祖父任教过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员，是成名已久的小说大家。蒋牧良资历更老，早在1930年就参加了“左联”，1958年担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与祖父一样，也是名誉职务。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力挺祖父回湘，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为回湘的祖父等提供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遵照陶铸的指示，张平化亲自选地拨款，在省委大院附近的春华路开辟了一个小院，为周立波和蒋牧良、康濯、柯蓝，每人修建了一幢小楼。

湖南省文联秘书长谷曼从拨给四栋小楼的专款中挤出一笔经费,在小院里又修建一栋三层楼的宿舍。本身就是省文联干部的父亲带着母亲、姐姐和我住在这个宿舍。同在一个院子里祖父宽敞的小楼自然成为我们姐弟躲猫猫的好藏所，我还闹出了一系列诸如偷吃爷爷胃药之类的顽劣乌龙。

1962年11月，在祖父的主持下，湖南省召开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主席周立波，副主席蒋牧良、康濯、胡青波、铁可、魏东明、蒋燕、周季平，秘书长谷曼，副秘书长王剑清、王之宪，为湖南文化事业发展布下庞大阵容。这次，一贯厌烦行政工作的祖父还亲自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

中国文联安排以国歌词作者田汉和与祖父有“南周北赵”之誉的赵树理为首的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专程来到长沙祝贺大会召开。陶铸也从广州赶来，带领中南局书记金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周里等官员出席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议气氛活跃，盛况空前，一时被传为佳话，也为后来的文化湘军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打破中美两国长达22年相互隔绝的状态，此后，中美关系迅速升温。同年10月，新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半年后的第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访北京。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为中国打开了西方的大门。

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气候。1966年，我们迁居到母亲工作的湖南长沙第七中学的住处，爷爷有时会来七中与我们小住。

七中位于当时长沙的城乡结合部，生活条件艰苦。我们居住的宿舍只有两间陋室，厨房与邻居共用。屋里地面是泥土地。湖南多雨潮湿，地面常常渗出水来，每天早上用煤渣吸收渗水、排队接水挑水、早起买菜成了我这个小男子汉的职责。这个重任让我枉有一位身材高大的祖父，身高却没能长到一米七零。那时候，院子里的男孩好像没有谁长成高个子。

清晨清爽的空气和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烟火气息，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后来，我出差或到世界各地旅游，总要去当地的早市看看，一方面想找回些许对童年的追忆，另一方面集市是观察风土人情的最好地方。

在这样的环境中，祖孙三代迎来难得的团聚欢愉。乐在其中的爷爷，啧啧称赞我们“生活殷实”。因在艰苦条件下还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被祖父表扬，母亲为此得意一辈子。

1973年10月21日，我们一家老小同游烈士公园。在公园邂逅了当年祖父邀请回湘的柯蓝，这位大作家抱着祖父禁不住失声痛哭。柯蓝小说《深谷回声》后来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摄影拍摄成《黄土地》而再度闻名于世。那天在公园还巧遇七中宿舍隔壁邻居赵秦生叔叔，这位曾经留学苏联的学者正好带了相机，为我们拍下一张珍贵的全家福，那一年我10岁。

湖南河川纵横，水系发达，在七中的近旁蜿蜒流淌着一条河，叫浏阳河。这条原本籍籍无名的湘江支流，因为母亲堂兄徐叔华创作的《浏阳河》唱响中华大地而名动天下。七中宿舍的孩子们喜欢去河里游泳，但是浏阳河不仅暗流涌动，不时还有长长的木排顺流而下，其实是一个相当的凶险之地，每年都有人溺水。

虽然有风险，喜水的祖父却不肯放过这个热闹，经常撺掇姐姐和我一起去浏阳河游泳，母亲最害怕我们搞这样的冒险活动。记得有一次，祖父一边带着我们往河边跑，一边还顽皮地嘱咐“要顶住！”，让我们不要回头搭理在后面追赶的母亲。

坐在河对面去的渡船上，爷爷喜欢津津有味地听艄公与渡客的搭讪，回家的路上还在称赞长沙俚语的生动好听之余，给我们解读这些闲聊言语中的精彩之处。现在想来，这些归途余韵给予我们姐弟人生中宝贵的文学熏陶。

祖父能够用并不熟练的东北话和家乡益阳话，分别创作出《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两部极富语言魅力的名著，都源于这种对乡土语言的敏感与热爱。

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样是作家的父亲周健明也喜欢观察生活，一有时间就来到大街小巷，下馆子品味家常菜风味，钻巷子观察人生百态，扯闲谈欣赏市井言语。记得那个时候，去火车站迎来送往的一大风险就是父亲的“走失”。当然一番折腾之后，我们总能在车站附近的摊贩区找到与人聊得正起劲的老爸。

对平常生活的欣赏和爱好观察，可能刻入了家族的基因，我们姐弟虽然都工科出身，姐姐能在人到中年开始写作而有成，我能半途出家转学经济，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种传承。

（编审：张艳玲 蔡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