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 我们的国庆记忆
谨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七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位诗人发出“时间开始了”的感慨。七十年峥嵘岁月里，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国庆记忆。这记忆既是个人成长的私人叙事，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国历史，既铭记新中国创造者和建设者的丰功伟绩，也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炽热的爱国情怀。
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够的界碑边升起国旗
王子冰
16岁那年的冬天，我从寒冷而干燥的豫东平原北上参军，坐汽车、转火车、乘飞机，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来到了新疆阿图什，成了一名戍守边疆的战士。戎马倥偬十六载，蓦然回首，南疆的沙尘、北疆的风雪、高原的烈日、边关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迹。
边关，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10年前的秋天，我到“西北第一哨”白哈巴边防连任职。那里的冬天雪深天寒，九月十月便开始下雪。当时，山里还没通公路，长达半年的“封山期”只能靠自给自足。为了让战友们安全顺利过冬，我要在国庆节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资的储备。直到新中国60华诞到来，军地共同组织了一场升国旗仪式，才让我暂缓了行程。
白哈巴村生活着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3个民族，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几乎雷打不动。国庆当天，每个人更是盛装出席。我初来乍到，被那次升国旗仪式所震撼。
战士把国旗抛向天空那一刻，队伍里响起了国歌，不论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还是哈萨克族的懵懂少年，大家都跟着官兵的节奏，迎着凛冽的寒风，唱着心中的民族战歌。
队里有个名叫加尔恒·坎森的哈萨克族少年，有先天的认知障碍，在官兵的帮助下才学会识字、唱歌。他唯一会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升旗时，都是他最激动的时刻。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村里的少数民族群众会说汉语的还不多，官兵在连队开办了“汉语教学班”，报名的人很多，最想学的就是国歌。
关山万重，祖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样。在这个西北边陲的小牧村里，她同样伟大而神圣。
不久后，白哈巴迎来了入冬后最大的一场雪。一夜之间，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叶小舟，封山期开始了。封山期最怕停水、停电。连队饮用的是雪水，用电主要靠配发的柴油发电机。遇到地下管道冻住或发电机损坏，生活就变得格外艰难。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依然会骑着骏马，背着钢枪，穿行在边关的风雪里，去瞻仰国境线上的一座座界碑。
在旁人眼里，界碑或许只是一砖一石，但在我们心里，重逾千斤。
封山期的时光很慢，日子就像界河里冻住的水，似乎静止了一般。我每天都会站在二楼俱乐部的窗户前，隔着玻璃，遥望远处的雪山。直到来年四五月份，山上的雪像被扯脱线的白毛衣，一点点褪到山顶，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时，春天就来了。
界碑旁有一片松树林，俯瞰其轮廓颇像祖国的版图，官兵便称其为“中华林”。为了让“中华林”名副其实，一茬茬官兵不断地修剪、移植、补种，每年国庆节，大家巡逻到这里，都会站在“中华林”前，进行一次宣誓，用铿锵的誓言吼出满腔的忠诚。
“西北之北，大雪纷飞。走不完的巡逻路，看不够的界碑……”后来，我写了一首关于边防的歌，这首《西北之北》在朋友圈里连续几天被“刷屏”。
祖国的边关越来越美。白哈巴修通了公路，接入了市电，网络也覆盖到周边的牧区，以后不会再有“封山期”。资讯发达的时代，牧民借助旅游开发富了起来，也忙了起来。但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从未间断，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插上了国旗，清风徐来，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今年国庆节是新中国70华诞，除了升国旗仪式，白哈巴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台主题晚会。除了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蒙古族的顶碗舞，我和战友还为晚会创作了歌曲《为祖国站岗》，只等那天军民同台，普天同庆。
我每次休假回家，总被朋友问起：“边关那么苦，为啥你总说边关很美？”“当兵那么久，真的不会腻吗？”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边关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守卫在那里的那群人。他们从懵懂无知到眼明心亮，从当兵吃饷到心怀家国，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而是一国之安。
阿尔泰山物产丰富，每座哨所都处在边境前沿，许多盗猎、盗采的人员总会利用各种手段躲过盘查、遁入深山或越过边境，我听许多老兵讲起过他们与盗山者之间的斗智斗勇。狼群报恩、哈熊袭营、山盗谜踪之类的故事，总让我听得欲罢不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流传下去，让后来的战友续写这些故事时，也传承起这种精神。
守卫一条边防线，刻下一生戍边情。桌上的日历越来越薄，预示着我的军旅时光所剩无几。我知道，今后无论走到哪里，边关已和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卫国戍边的情怀永远都不会变。
(感谢“一号哨位”对本文约稿的支持)
无数难忘日夜只为那个伟大时刻
陶西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同学们一道，排着整齐的队伍，迎着晨曦，满怀豪情地走向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为了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经历了无数个难忘的日夜。
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四中。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奄奄一息，无人顾及教育，学校破烂不堪。由于通货膨胀，要用一袋面粉缴纳学费。初中年级已经没有完整的课桌椅，学生要抽签自备桌椅。我家从东单小市买了一套旧课桌椅，我的同桌李敖从家里搬来一张小八仙桌。还有同学摞起几块砖头，上面放一块木板当课桌。
开学3个多月后，我们到学校才发现，国民党士兵在校门口站岗，不许进校，连书包都不许取出来。原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把学校作为阵地，操场上架起4门大炮，军队驻扎在校园里，连我们的课桌椅也被当成柴火烧了。
学校停课到年底，忽然有的同学传来消息，希望大家回校。我们回校时，看到校长室前的地面上整齐地放着一排排步枪。国民党兵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当我正在纳闷时，几位高中同学，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的同志，站在椅子上，对大家激情满怀地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军队就要出城整编，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希望同学们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同学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接着，我和不少同学一道，每天来到学校，学唱革命歌曲《东方红》《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用彩色的纸做小旗子，听解放区的故事。1949年年初，北京四中的队伍在西四牌楼的路边，挥舞着小旗，高唱着歌曲，欢迎从西直门进城的解放军坦克和战车上豪迈的战士。
不久，地下党和老区来的同志接管了学校，学校开始复课。那时，党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还没有公开。但是，在学校里建立了进步的图书社，在图书社里除了有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著作，还有赵树理等作家的小说，像《李家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不少同学去看书，实际是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5月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成员公开身份并转为团员，原来我所在的班里已有两位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他们也是我最早相识的团员。
当时，最令人激动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后，大军南下，捷报频传的时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有喜讯传来，同学们就上街游行庆祝，白天举着红旗，晚上提着灯笼，一路高歌，一路欢呼。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下工作团，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于是学校里又掀起参加南工团的热潮，四中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还有初中同学踊跃报名，随军南下。
当年7月，北京市为了加强学校的革命队伍建设，成立了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党员班主任和班上团员的影响下，我已申请入团，所以也被允许进入学习团学习，这是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础的重要时刻。学习团的主任是彭真同志，有4个分团，三分团主要是中学生，分团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们每天早晨提着马扎，唱着歌排着队去会场听报告，听了艾思奇、胡绳、刘澜涛、荣高棠等领导和专家的报告，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党史、学生运动等理论。
在8月灿烂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学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庄严宣誓，成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接着，就是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开国大典。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是丁字形，堆积着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同学们和许多群众一道来到广场进行清理，在垃圾的底层甚至还发现明清时代的残留。大家挥汗如雨，但心情舒畅，每个人都希望让广场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启航。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四中同学穿着当时最美的礼服——白衫、蓝裤子，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虽然位置离城楼较远，但个个精神抖擞。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庄严的时刻到来。下午3点，广播喇叭里传来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红旗飘舞，万众欢腾。接着举行阅兵式，我们仰头看着飞机轰鸣着飞过蔚蓝的天空，感到无比自豪。阅兵式后，我们起身开始游行，校旗飘舞在队伍的前面，从广场游行到学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欢呼歌唱，还扭起了刚刚学会的秧歌，久久不肯散去。
70年前的这一天，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迎接这一天的日日夜夜，镌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荣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