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创客
“最忆门前镜湖水”。5月11日，浦江县前吴乡，清澈湖水缓缓流淌。沿着湖边的木栈道一字排开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大长条桌临湖而置，家人朋友在此，喝上一杯龙井，尝一下当地特色小吃，弥漫着优美的湖滨慢生活情调。
说起民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名字比农家乐好听点，接待水平差不多，但在浙江，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
前吴乡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懂得城市消费需求，善于推广和营销，又有品味，懂得创新，对于业态的引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省农办综合调研处副调研员庞伟说。
如今，前吴乡的民宿一到节假日，常常一房难求，浦江县县长丁政告诉记者：浦江旅游收入从17亿元增加到92亿元，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不光是民宿，传统农业也有不少新面孔。孙灵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2014年放弃高薪职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农业。现在，藏红花基地占地500多亩，还带动了周边186个农户。
而现在，像孙灵娟这样高学历，具有新思维、新技术，敢闯敢拼的新农人，在浙江被称为“农创客”，他们活跃在之江大地上，为浙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目前，浙江“农创客”已超过1600多名，其中80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义乌市副市长董士虎认为，这些年轻的“农创客”，用生动的实践赋予浙江现代农业一种蓬勃的朝气，催生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农创故事。
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但，谁来为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呢？浙江省早在2006年，就在农村开启了“三位一体”改革，就是为了建立为农服务体系。十多年来，从低层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层次的“大联合”，只要农业经营主体有需求，就能享受从生产、供销到信用的全方位服务。如今，浙江已构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组织。
为鼓励他们创业，浙江省出台政策，搭建平台，让他们无须忧心水、路、电等基础设施问题；要流转土地，政府构建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不必一家一户跟农户交涉；像粮食的全程机械化、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也十分便捷；若要充电培训，从高端的农业MBA到各类培训，只需照着菜单打勾即可……2016年底，浙江还成立了“农创客”发展联合会。
除了这支创业大军外，现在，活跃在浙江“三农”领域的，还有众多的工商资本，他们瞄准了三产新业态，也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农民”。
为解决农业发展的瓶颈，浙江省在用地问题上“绞尽脑汁”进行探索。嘉善县下辖的大云镇，是全县面积最小的镇，相对来说用地也最紧张。2016年，县里推出“飞地抱团”项目，简而言之，就是将各个村腾退“低小散”企业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再把每年分配给各个镇、村的用地指标统一归集后，选择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块，统筹布局“两创中心”建起园区。
大云镇党委书记王枕旦兴奋地告诉记者，“飞地抱团”项目可谓一石多鸟，首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问题，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间和指标，第三为后续引进高质量的好项目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浙江，已经很难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来界定什么叫农民，但种种现象都在强化一个事实：在新业态的融合下，农民的职业属性不断强化，而且变得越来越专业、时尚，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
即使作为身份属性，浙江的农民与市民也越来越接近。2017年浙江全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4956元，连续33年居全国前列，更为难得的是，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缩小到2.054∶1，成为全国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5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村口的大樟树下，小圆桌边，三三两两的村民围坐在一起，他们也许不懂什么叫“民主协商”“乡村治理”，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中解决了。
5月10日，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和煦的阳光照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文化广场、图书阅览室、健身房、老年活动室……每一户居民，从自家门口出来步行15分钟内，都能找到合适的文娱场所。
5月11日。金华市金东区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声仿佛从时光深处传来，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到文化礼堂里，唱和着传统戏曲婺剧古老的旋律。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与设想，正在浙江农民的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有职业尊严、有个人价值、有文化意趣，岁月静好，盛世安和。
陆：烛照
在无尽的时间轴上，2002年之后的浙江与2012年之后的中国，似乎有着许多巧合。而历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回望来时路，巧合当中蕴涵着必然，路径当中隐藏着伏脉。
世纪初的浙江与十年后的中国是何其相似！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浙江人更早感受到“成长的烦恼”和“制约的疼痛”。仅占GDP比重不足5%的农业，还要不要？该何去何从？百姓钱袋子鼓了，可环境脏乱差，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日益拉开的城乡沟壑怎么填？农民进城后，乡村日渐空心化，又该如何重现活力？十年之后的中国，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也同样遭遇到这一时代之问。
世纪初的浙江，同样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当时浙江的山海之间，用直线将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和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连接起来，出现的是一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分割线，被叫做“清大线”。主要位于“清大线”西南侧的丽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沿海发达地区的50%左右。而把这条线左右翻转，放大到全国，就是多年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东部与中西部分界线。
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是当时的“痛点”。浙江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那时，浙江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
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同志：“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习近平同志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十年后，习近平同志领航泱泱大国。
如今，回望浙江的“三农”战略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路星光闪耀。
从2002年底提出“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到2005年发轫于余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再到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从2003年启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2004年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路径，再到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对城乡关系的深刻洞察，带领中国走上统筹兼顾城乡平衡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2005年1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绿色消费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2016年底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高效、生态角度出发，引领一场农业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回顾浙江“三农”发展实践，顾益康分析认为，习近平“三农”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中萌芽，尚处于感性认知阶段；经由正定和福建的实践探索阶段，日渐丰满；到了浙江进入成熟成型阶段；最终在中央，实现了升华。
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浙江，尤其是浙江“三农”的大实践、大发展、大转型，是滋养习近平“三农”思想大树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习近平“三农”思想更是烛照浙江“三农”改革发展的指路灯和智慧源。
柒：启航
下姜村姜祖海家里，习近平同志当年亲自指导的、淳安县历史上第一口沼气池还在打火做饭，只是农家乐开起来以后，游客太多，原来供自家使用的沼气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姜祖海把农家乐的名字叫做“望溪”，寓以“望习”之意，以此表达着感恩与期盼。
余村天荒坪长谷饭店里，老板史文喜创制了“两山宴”，成为游客来余村必点之宴，其中的主菜就是用白萝卜、青菜、糯米、西瓜等做成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余村，平均每天有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旅游团前来参观游览。
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所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从下姜村、余村出发，我们看到了中国无数乡村的未来。
它们萌芽于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汇聚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磅礴之力，共同浇铸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行进的中国，梦想一路相伴。
97年前，中国革命的红船从浙江出发。
15年前，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略”，交出了浙江的一份答卷。
今天，浙江一直沿着“八八战略”的道路前行，始终坚持“高效生态”的农业定位不动摇，始终奋进在“千万工程”的征程上不停歇……在坚持不懈的基础上，不断书写着新的发展篇章。
以梦为马。让我们怀着崭新的希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风帆下，见证乡村振兴的梦想从“浙”里启航，期待“两个一百年”目标在中华大地如期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