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融农
“呜—呜—呜—”在安吉县鲁家村，每天早上9点，村里的观光小火车都会迎着清晨的阳光准时出发。村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听到小火车汽笛声响起。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游客来了，收入就来了。
鲁家村曾经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一没产业，二没名胜古迹，三也谈不上区位优势，2011年还是泥巴路、土坯房，村民收入靠养猪、养鸡，污染不小，利润却不高。
2011年，被称为“PPT书记”的朱仁斌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请专业机构为村庄做规划，然后拿着规划的“PPT”招商引资。在经过反复论证后，他带领鲁家村走上了“家庭农场+乡村旅游”的发展道路，如今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600元。
在诸暨市的山下湖镇，从一产的特色蔬果种植，到二产的火龙果精深加工，再到三产的休闲旅游、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等，一家名为“米果果小镇”的农场，有着农业版“迪士尼乐园”之称，每到节假日，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农场所在的解放村，过去一直以水稻种植和鱼塘养殖为主。而现在，工商资本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气，关键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模式。“简单种种养养，已很难吊住消费者胃口，需要通过拉长产业链，来获得更高效益、更快发展。”“本土老板”陈照米说。
现在，传统农业得到改造，村党支部书记虞国新说，老百姓不仅有租金、有分红，还能在家门口就业。
在浙江，像鲁家村、“米果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健东认为，当传统农业与加工、采摘、养生、旅游、文创等结合后，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业态，让农业身价倍增、脱胎换骨，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农业。
记者发现，浙江三产融合风生水起，消费市场和前景固然是前提，但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同样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正是政府持之以恒抓基础设施，坚持不懈出扶持政策，才为三产融合铺平了道路。
这一点，浙江省里的态度很明确：农业是安天下、稳人心的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同时，农业毕竟属于市场经济，首先得有钱赚。浙江本身人多地少，农业产业又普遍多小散，靠规模、靠产量显然难以取胜，必须另辟蹊径，创立独特的竞争优势，方可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严峻挑战，2003年，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并且明确将休闲农业、观赏渔业、森林旅游等业态，列为新兴产业予以扶持，并指出“所谓高效，就是要体现发展农业能够使农民致富的要求；所谓生态，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提供绿色安全农产品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内涵上，高效体现的是产业致富，生态则体现的是，既要提供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又要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提出，符合浙江资源禀赋的实际，也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冬寿谈起学习总书记指示精神时，深感受益匪浅。
三产融合，农业是基础，浙江将目光聚焦基础配套设施。
过去，浙江也有一些农业园区，但都是示范性质，数量和辐射面十分有限。2010年开始，浙江在习近平同志绘就的蓝图上，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现代农业的主战场、主平台和主抓手，既扎紧粮食生产的篱笆，同时借此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事实证明，浙江持之以恒抓‘两区’建设，这条路子走对了！一下解决了以往经营主体、产业布局、工作力量、资金使用散乱的弊病，实现‘一个池子蓄水’，为政府统抓农业，主体发展产业，搭建了绝佳平台。”林健东告诉记者。
余杭地处杭州近郊，区位优势显著，很早就打出了培育农业园区的口号。农业局局长丁少华深有感触地说，目前余杭建成了133个500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如今它们大多成了三产融合的最佳平台。
2015年，浙江又在“两区”基础上，推出“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现代特色农业强镇”，直接聚焦三产融合。现在，全产业链几乎成为浙江农业的骨骼，也成为众多经营主体的“不二法则”。
靠花卉苗木、种子种苗起家的浙江“森禾”，早已将触角伸至生态修复、城市绿化、园林设计等服务业，就连往常地方性的一些生产研发基地也变身花海。
义乌的“资深猪农”朱俭军，一改传统方式，让猪圈立体化，建起了六层高的现代化猪舍，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还可进行无臭化处理。以养殖为基础，一条集加工、包装、储运等的“中央厨房”链条雏形出现。
被誉为“中国淘宝第一村”的临安市白牛村，村民们靠着一台电脑、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电子商务创业之路。2017年通过电商销售山核桃400多万斤，销售额3亿多元。
这几年，浙江的农家乐、民宿早已迈过“小打小闹”的阶段，进入到全面发展的乡村旅游时代。目前，从省里到市、县都在规划和推介“乡村旅游线路”，串点成线，为游客提供便利，还将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和工会疗养休养等，鼓励其发展。像杭州、长兴，几乎月月都有农事节庆活动，帮助聚人气、打品牌。在湖州，乡村酒店、高端民宿、农家乐、农庄，对应各类消费，提供了多元选择。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浙江已建成4598个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接待游客2亿多人次，实现总产值352亿元。
在唐冬寿看来，通过融合发展，浙江农业的地位得以夯实，影响力得以扩大，同时也走出了浙江独特的发展道路。
浙江统计部门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农业一产在浙江仅占GDP不足4%，农产品加工业也不占优势，但按照三产融合发展的口径计算，涉农产业所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超过了10%。
15年来，浙江审时度势，扬长避短，更注重品质品牌，更注重产业链的融合，一以贯之，接力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毫不动摇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高效生态农业之路。成绩可圈可点，经验弥足珍贵。2011年，习近平同志曾对《农民日报》总结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经验的报道予以批示：浙江在农业发展理念、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产要素重组、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符合浙江农业资源实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对推动浙江现代农业发展产生明显效果，对浙江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好做法，可认真总结，积极推广。
肆：和美
5月江南，天青欲雨。
今年2月刚履新金华市委书记的陈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金华市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特色，在激烈的“美丽乡村”竞争格局中，彰显自己的个性，突出差异化优势。
陈龙此前长期从事“三农”工作，在与省内丽水、湖州、杭州、宁波等地进行了全面对比和分析后，他提出了“和美乡村”的定位。
“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不一，要求更高，注重内在美、全域美、全面美，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将作为金华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载体。”让陈龙感到有基础的是，十多年来，通过狠抓配套设施和综合发展，金华乡村的“颜值”和产值都在不断提升。
在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金溪村，记者看见一座粉墙画壁、修竹芊芊的院落，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私人别墅。走近才发现，居然是一座猪场。猪场老板倪洪根告诉记者，猪场存栏500头生猪，配套建设沼气池、干湿分离机、污水处理设施等，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和美乡村也好，美丽乡村也罢，说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美上加和，但如果没有15年前的“千万工程”，哪里有今天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的竞争或升级？
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彼时的浙江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群众揶揄，走在浙江农村，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城乡关系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2004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是一个重要课题。发轫于2003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示范。
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被习近平同志称为“省级农民”的顾益康回忆说，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村调研，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习近平同志问，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
顾益康如实告知：不多。据省农办摸排，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
差到啥程度？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等地，农民有了钱，纷纷盖起小别墅，可家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
习近平同志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开帷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想致富，先修路。2003年，浙江启动实施乡村康庄工程，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乡通村及农村联网公路，公里数平均年增长30%。
那5年里，从通村公路，到村内的道路硬化，从垃圾收集，到卫生改厕，从河沟清淤，再到村庄绿化，“千万工程”就像大合唱，全面彻底解决村庄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亲自抓，亲自部署，每年召开现场会，为了鼓励各地创新争优，会议地点下放到县，哪里做得好，就往哪里开。《农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曾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习近平书记和他的三次现场会》为题进行了报道。
“从省里到地市，再到县里，都是‘一把手’抓‘千万工程’，这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尽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侧重，但一直以来，决心不变、主题不变，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标。”顾益康回忆说，起初，对“一把手”亲自抓，许多人也不解，可正是由于这股恒心和魄力，让浙江农村环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势。
5年结束，“千万工程”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入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将整治内容拓展到生活污水、畜禽粪便、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整治，以及农房改造建设，之后浙江又启动农村垃圾分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等一系列后续工程。
如今，“千万工程”在浙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计约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浙江省建制村总数的97%；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建制村全覆盖，11475个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占比41%；90%的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对应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前不久，浙江出台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将实施“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万个景区村庄创建、万家文化礼堂引领、万村善治示范、万元农民收入新增”的“五万工程”。“千万工程”在其发源地有了升级版。
曾经境内皆是“黑水河”“牛奶河”的浦江县，如今河水清澈，野生鱼儿又多了起来。县委书记施振强感慨良多：“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深入人心，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好处，再也不会回到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的老路上了。”
嘉兴市早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并在全省率先制订规划纲要，联动推进“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六方面的一体化。这些年来，嘉兴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嘉兴的城乡统筹除了注重环境打造外，还格外注重以人为本。在嘉兴市副市长洪鹏鹏看来，城乡一体化就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教育、卫生、文化服务。
作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的杭州，一直不缺游客，但是杭州市副市长王宏告诉记者：“如今的杭州，每年1.6亿游客中，有1/3到过杭州的乡村，这股潮流已势不可挡。”他表示，杭州要顺应乡村生活成为一种向往和时尚的潮流，“把乡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园、大景区。”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浙江的新农村建设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彭佳学说，数据显示，去年浙江仅农家乐接待游客就达到3.4亿人次，总收入超过353亿元，“未来三年内，浙江将打造1万个A级乡村景区，其中，1000个还将达到3A级标准。”
最近，浙江更是启动了投资1.25万亿元的全省大花园建设，目标是要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格局，建设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是浙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手笔，也必将为浙江的“三农”和乡村振兴带来巨大机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上，记者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公路、邮站、宽带、客运班车“村村通”，广播电视“村村响”，农村用电“户户通、城乡同价”……总之，村庄整治建设的点定在哪里，相关部门的项目和资金配套就跟到哪里。
与金华市委书记陈龙思考相契合的是，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已经超越了环境整治阶段。乡村的“美丽”，内涵更深，层次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有物质，也有精神；不仅有“颜值”，更有品味；不仅有富裕，还有祥和。
乡村文化繁荣起来，让老百姓“心有所栖”。
“一个村庄得有一个文化中心，不然精气神就散了。”淳安县委副书记董文吉说。2013年，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农村文化礼堂”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唤醒了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江南文脉。如今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村民笑声最多的地方。截至2017年年底，已有7916个农村文化礼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成为永不谢幕的村庄客厅。
基层党建强起来，引领着乡村同心同向，雁行有序。5月11日，在浦江县浦阳街道同乐村，青砖小瓦马头墙，红花绿树芳草茵。走过每一户村民门前，都能看到标有编号的分类垃圾桶，村里看不到一处乱堆的垃圾。
“起初，我们干部入户宣传监督垃圾分类时，村民们不理解，效果并不好。”浦江县浦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炜说，2013年开始，浦阳街道根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每名党员干部包干联系10户以上农户，每只垃圾桶对应有编号，将联系户垃圾分类情况纳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并以“红黑榜”形式进行公布。“党风正，民风淳。党员的面貌改善了，村庄的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陈炜说。
乡村治理模式完善起来，构建起乡村格局的龙骨。而作为“三治合一”的探索地，嘉兴市桐乡市高桥镇岳风村早在2013年，就开始探索构建“法治、德治、自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起初我们想单独搞法治、德治、自治的试点，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三治’分开根本搞不了。”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徐晓叶告诉记者，近年来，桐乡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电视机旁，当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说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村民们顿时激动起来：“总书记说‘三治合一’了！”
我们当然不好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治合一”一定起源于岳风村，但岳风村的实践是习近平“三农”思想在浙江根植人心结出的硕果，则是毫无疑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