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邦俊告诉记者：“各部门在打击传销活动犯罪上仍然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从当前传销犯罪的发案情况看，各部门都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如就业信息的发布与规范、电信网络信息的管理、公安机关对传销案件的侦办、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等，都还没有形成共同的运作机制和运作平台，传销活动犯罪处于管不了或者无人管的状态。
董邦俊补充说，缺乏应对传销活动犯罪的长效机制，执法与司法不能跟上传销犯罪的形势。传销活动犯罪分子不断地翻新花样，改头换面，然而执法者与司法者没有与时俱进，对传销活动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使他们容易逃脱法网。
“此外，受一夜暴富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传销人员既不想付出资金又不想付出劳动，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思想使他们想尽办法多骗些人加入传销组织。”秦希燕说，严峻的就业形势、沉重的社会压力促使某些人成为传销的主力。
“参与传销人员被洗脑，不认为是传销，是打击传销的难点所在。”宋利红告诉记者，打击处理力度不够、处罚较轻以及各地打击力度的不统一，某种程度造成了传销的不断外溢、转移、蔓延。
宋利红说，众多的传销行为一般属于违法行为，工商部门只能采取罚款、没收、解散、遣返等措施，但传销犯罪本质上是人传人的问题，恰恰工商部门无法对涉案人采取措施，导致遣而不返、解而不散、转移再聚；公安机关只能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广大的参与传销者无能为力。众多的参与传销人员无法得到有效的打击，这些人员会转移阵地另起炉灶、改头换面继续从事传销行为，这些人员反而成为了传销的传播者。
建立打击传销联动机制
“要彻底根除传销，就要从法律上、制度上进行完善。”秦希燕建议将非法传销问题列入立法计划。对传销的定义、定性、法律后果、监管部门的分工及职责等问题应该着重明确及细化。同时，针对传销活动积极参加者增设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组织罪，增强刑法自身结构的内在统一性。
秦希燕呼吁“成立专门反传销部门”，在工商、公安、民政、街道等各职能部门设专门打击传销办公室，整治责任落实到片区、落实到直接责任人，把整治工作长期化、日常化，整治责任更加严格化、明确化。
在应对网络传销犯罪方面，秦希燕则建议，尽快制定反传销的网络零售管理条例，建立健全包括工商、公安、工信、商务等部门在内的快捷高效、无缝对接的全国互联网一体化合作监管机制，既强调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也着眼于形成执法合力，从而更好地打击和遏制网络传销犯罪。
“要提高传销犯罪的法定刑，降低定罪标准，合理设置人数标准和级别标准，增加犯罪的成本的同时，加大对传销犯罪的侦办力度，强化联合执法。”董邦俊同样认为，传销犯罪的惩治需要各部门的配合，各部门要积极执法，并及时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线索。包括社区、城管、工商、电信网络、金融等部门要主动发现传销犯罪的苗头，在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予以处置，对于构成犯罪的，应当积极移送案件，形成联合打击机制。
对此，宋利红建议：“相关部门应各自发挥优势，工商、公安、街道办、金融监管等齐抓共管，建立信息共享，加强打击传销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联动机制的整体、系统打击作用，挖源头、断网络、打骨干。”
宋利红说，经过20多年的打击传销案件，各部门积累了一定的打击传销经验，应积极总结、提炼工商、公安、金融、街道办等相关部门经验，制定出一套系统化的打击传销模型，所有的涉嫌传销的风险参数输入模型，设置风险等级，突破地域限制，加强工商、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联动机制，切实解决传销认定难的问题。
在宋利红看来，传销属于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违法犯罪问题，应群防群治。相关宣传部门应切实履行宣传职能，尤其是针对易参与传销的群体，进行精准宣传、点对点宣传，提高宣传效果。群众防范传销的觉悟提高了，可以及时识别传销，积极为打击传销提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