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
杨亚军和钟扬相识多年，工作之外，他们也会聊到自家的孩子。杨亚军记得，钟扬跟他提起过，两个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是班里有名的“差生”，一个考倒数第一，另一个考倒数第三，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就“谁才是最差的？”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了帮助他们找到答案，钟扬把两个孩子转到一个班，结果是：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
“你怎么能笑着谈这样的事情，一般人都崩溃了。”杨亚军不解。
“崩溃的不是我，我去开家长会，被他们的班主任臭骂了一顿。班主任说因为班上有这俩活宝，他月月没奖金啊。”钟扬继续笑着跟他讲述。
教育不应该那么急功近利——这是钟扬的观点。
“我想通了。一个孩子喜欢打游戏。打游戏也可以成人才。一个孩子喜欢拆家里的电器，以后可以去学做动物标本，那是一门手艺活啊，以后有口饭吃就行。”那个时候，钟扬对两个孩子的未来做了这样的预想。
“你心真大啊！”杨亚军感叹。
钟扬的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孩子出生时，钟扬初到复旦，他希望集中精力工作，他和妻子张晓艳当时就做了一个约定：孩子15岁之前主要由张晓艳照顾，15岁之后交给钟扬。
张晓艳回忆，2003年开始，钟扬西藏上海两头跑，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张晓艳当时在同济大学的生物信息专业任职，不需要经常出差，在实验室里做一些计算相关的工作。张晓艳当时也很忙，那个时候，她练就了一个本领，“当我在备课的时候，两个孩子在身边，无论怎么吵闹，我都可以忽略，当是没有听见。”她回忆。
15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2017年9月9日，两个孩子15岁了。全家人一起吃了牛排，给哥哥大毛过生日。那是大毛和爸爸吃的最后一顿饭。“OK，孩子今年15岁了，下面就托付给你多多管教了。”张晓艳说。“OK，没问题。”钟扬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告诉大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接下来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大毛在妈妈的建议下，加入了英才计划的申请，这是一个针对全国青少年科研人才培养的预备计划，9月10日是报名日期，那天吃饭时，大毛和爸爸提起，爸爸表示支持。
大毛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9月23日，英才计划的申请材料需要爸爸签字，那是一个周六，他补完课后他去办公室找爸爸签字，爸爸签完字后，大毛在学生签名一栏也写了自己的名字。钟扬看了一眼，觉得儿子的字写得实在不好看，“大毛，你的字可不能这么写。”钟扬对儿子说。大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或许是15岁之后，爸爸教会他的第一件事。
张晓艳回忆，他原本和钟扬已经约好了，在9月份找一个时间，好好谈谈孩子的学习问题，然而，钟扬又一次失约了。
父亲钟扬经常对两个孩子失约。经常是答应好了孩子一起吃饭或者出去玩，突然有工作上的事情临时插进来，计划被迫取消。就这样，钟扬成了两个孩子心中“不靠谱的爸爸”。
在大毛的印象里，爸爸很少回家。有一次，妈妈带他和外公外婆去苏州游玩，弟弟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爸爸回家照看了一个晚上，这是他记忆里爸爸唯一一次回家住。他和弟弟学校开家长会，基本都是妈妈去。“爸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大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般到春节，全家人会去武汉爷爷奶奶家过年，大年三十，全家人都在客厅看春晚，爸爸自己待在书房工作。“我可以理解，他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包容他。”大毛说。
在大毛的印象中，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打过他，甚至没怎么批评过他。“和蔼可亲”是他对父亲的印象。他记得，弟弟用妈妈给的生活费配了新眼镜，花了三百块，找爸爸给他报销，说是花了四百。弟弟住校，大毛记得，当时爸爸带着他一起去看弟弟，“你有没有发现，小毛今天有点躲着我。”在回来的出租车上，爸爸问他。“你这么说，好像是有点，发生了什么？”大毛这才得知，弟弟原来是想“贪污”一百块，结果被爸爸识破了。“这点小把戏，我要还被骗，怎么当你们爸爸。”爸爸笑着对他说。
大毛的作文一直写得不好，语文老师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钟扬，建议他可以写写父亲的故事，中考的时候，作文题目叫“就这样，埋下一颗种子”。大毛以此为题，写了父亲的故事。模拟考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从来没上过一百分，中考考了130分，他觉得作文功不可没。
“大毛，你一定要坚强。” 9月25日，钟扬遭遇车祸，之前给大毛补过课的一个老师发来短信。大毛掏出手机，打开百度，还没等他输入“钟扬”这两个字，“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因车祸不幸去世”网页跳出来这样一条新闻。那个时候大毛在机场，准备去银川，他只是知道爸爸出事了，不过并不知道结果。妈妈在一旁接电话，“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些决定需要妈妈来做，大毛看到妈妈红着眼眶，不知所措。
孩子15岁那天，张晓艳如释重负，她原本以为可以把孩子交给父亲了。然而，钟扬又一次失约了。
对于钟扬的工作，这么多年以来，妻子张晓艳理解并支持，她唯一担心是钟扬的身体。2015年，钟扬大病一场，是脑溢血。生病之后，家人和同事都劝他放慢脚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节奏更快了，很多事情，以前他可能还会想一想再去做，那次之后，他一想到就立即去做了。”张晓艳说，“其实到现在，别说是孩子了，我们大人，也没有完全接受，他可能还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着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会追问，而且是追到底”
钟扬在上海的家，是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房子，除了他们一家四口，张晓艳的父母也住在这里，如今，这套房子成了钟扬留给家人唯一的“资产”。
双方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好，车祸的消息传出后，张晓艳一直极力瞒着老人，电话打到电信局，切断了家里的网络。后来钟扬父亲收到了一条短信，是他以前在黄冈中学的同事发来的，“请二老节哀。”老人没反应过来，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谎称是发错了信息。后来，家里陆续来了很多人，一些两三年没来往的亲戚陆续都来了。张晓艳觉得也瞒不住了，给远在武汉家乡的两位老人打电话说了实情，电话那头是号啕大哭的声音。
钟扬的父亲，1955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是这所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母亲1957年考入陕西师范学院(现陕西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来到湖北黄冈中学任教，在这里她结识了钟扬的父亲。钟扬出生于1964年，那是一个学习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走在街上，看到各种宣传画和连环画，父亲都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钟扬讲解画作的内容，或许，钟扬日后对世界的好奇和想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钟扬从小就擅长讲故事，在同龄人中有极强的号召力。“35岁以后，才知道父母是自己最好的老师。”钟扬曾这样说过。
1979年，钟扬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学习无线电电子学。后获得了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生物系统科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从研究实习员做起。三十岁出头，钟扬已经是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了。2000年，他放弃了这一切，来到复旦大学，成为了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老师。一边培养学生，一边采集种子，几乎成为了此后这些年钟扬全部的生活图景。
迄今为止，钟扬在西藏培养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和钟扬一共采集了650多份种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昆虫。青藏高原特有的1000多种物种之中，266种是由钟扬采集的。
钟扬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大概一百年后，癌症还是难治之症，科学家发现在西藏有一种植物具有抗癌作用，可由于气候变化，那时候在西藏已经找不到这种植物了。这时候科学家们得知，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姓钟的教授曾采集过这种植物，他们找到了那个存放种子的罐子，里面有五千粒种子，那些种子重新被种植，50粒存活了下来，结出了新的种子。有人问他，如果一百年之后发现他采集的这些种子并没有被需要呢？“那说明那个植物还在。” 钟扬说，那是他最为期待的结果。
“他实际上一直有超前的思考，他做的并不是当下看来非常热门的工作领域，这个在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张晓艳记得，钟扬曾建立了一个青年工作室，叫计算生物学。当时大部分人是不认可的，到底应该以分子数据为主，还是以形态数据为主，在当时是有争论的。 最近这十年，“生物必须通过计算和建模来进行预测。”才得到了普遍认可。“他想到的事情，都要去做，可能做了十件事情，最后真正做成的就一两件，但他一定都要去尝试，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忙碌的原因。”张晓艳说。
杨亚军至今留着一张上海到杭州的高铁票，那是他纪念钟扬的方式。这张高铁票是他在上海火车站弄丢的，碰巧被钟扬的朋友捡到。之后两人每次见面，都忙着谈科研合作，火车票一直没机会物归原主。2017年8月份，两人见面后，杨亚军开始跟钟扬聊项目，“先别说这个，我先把火车票还给你，咱们再说别的，否则一说起来，又把这个事给忘了。”钟扬打断了他。杨亚军打算一直留着这张票，“他的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是他把这点小事一直惦记在心里。”
钟扬在美国打青霉素，他伸出胳膊，准备好做皮试。结果医生告诉他不需要。“你为什么不做皮试？这是严重地对生命不负责任，这一针下去，可能会要了我的命。”他不解，对方坚持不做皮试。他妥协了，困惑还在继续。“为什么中国要做皮试，而美国可以不做？”他找来了当时实验室的一位生化博士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详细报告。最后得到了解答：中国的青霉素质量控制不过关，所以必须做皮试。美国则不需要。
“他会追问，而且是追到底。‘这就是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杨亚军给药学院的学生讲“生命科学导论”的课程，他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每一届学生听，他希望给学生一些思考。“不是每个人都去研发新药，成为科研大牛。如果能够投身工艺流程的改观和质量控制的提高，也是大有可为的。做一些看似普普通通，但实实在在的事情。”杨亚军说。
在杨亚军的提议下，复旦大学学生党支部主动和西藏大学的学生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藏族的学生主动问复旦大学的老师一个问题，他们会很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可能会跟学生交流，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对他的纪念。”杨亚军说。
而拉琼和扎西次仁做的还是钟扬生前最看重的两部分事情。拉琼负责学科建设，扎西次仁负责种子采集和种子库建设。扎西次仁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目前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要延续老师未完成的事情。
“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2017年9月，复旦大学的校园里，白布黑字，学生们自发悼念钟扬教授。学生们写下送别的话，折成纸鹤，在校园中随风飘动。
“他真的是像一颗流星，那么激烈地燃烧自己，最后璀璨那么一下。”钟扬生前的同事兼好友杨亚军在采访的最后这样感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复旦大学的学生，写了诗词，纪念钟扬老师，每读一篇，杨亚军都会不自觉地流下眼泪，那些学生中很多人只是听过钟扬老师一次讲座。
“一个人感动我们，不是因为他太高太远，他就活在我们身边，又比我们优秀那么多。”
2018年1月份，杨亚军看了电影《无问西东》，想到了钟扬。“会说美丽话语的人很多，会践行的人不多，他是一个。他给西藏拿到了一个双一流学科，那个是属于藏大的。他都无法享受了。用享受这个词，其实也不准确。应该说，他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
钟扬去世后，杨亚军作为工会主席，多次去钟扬家里慰问。“我其实不太想做这些事，慰问，我们能慰问什么呢？”杨亚军感叹。他想起了鲁迅创作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里的几句话：“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