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另一种形式征服着我们”
到西藏大学后，钟扬发现西藏大学的整体科研水平与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青海大学等同级大学有一定差距。提高西藏大学的科研水平也就成了钟扬援藏的一个目标。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西藏大学申请到生态学硕士点。
长期以来，英语是西藏学生考研的一个障碍，钟扬提出，在藏大招收少数民族研究生，分两类招，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成绩分开排序。当年只有一个藏族学生考上了硕士，后来却听从家里人的建议，放弃了读书，选择了直接就业。
2012年，西藏大学招到第一批生态学硕士共9人，第一年，钟扬带他们到武汉培训。扎西次仁回忆，到了武汉后，钟老师自掏腰包，请大家到东湖边吃了武昌鱼，给每位学生1000元生活补助。“有好几次出去见到学生鞋子旧了、坏了，就给学生买鞋，有时候还买阿迪达斯。”钟扬培养的这九个研究生，五人毕业后留在了西藏。
2013年，钟扬为西藏大学申请到了生态学博士点。此后，一直到2017年，才招收到第一个藏族博士生。
事实上，早在2003年的时候，钟扬就带领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获得了藏大建校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为止，钟扬为西藏大学培养了8名硕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的教师3名，包括两位生态学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在读博士6名。
西藏大学理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系的副教授德吉就是钟扬的博士生。德吉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西藏大学工作，一切刚刚稳定下来。德吉科研能力突出，吸引了钟扬的注意。2011年，在植物标本实验室，德吉第一次见到钟扬。“你有没有考博的计划？”德吉当时愣住了，当时她的孩子刚刚六岁，丈夫驻边防常年不在家，读博完全不在她未来的规划当中。她已经记不清钟扬当时跟她说了什么，不过她说，正是那几句话，激发起了她读博的念头。当时丈夫希望她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家庭，并不支持她读博。后来在钟扬的帮助下，和公公沟通，得到公公的支持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一年后，2012年，德吉成为了复旦大学药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在西藏大学工作，目前德吉已经获得西藏自治区重大科研项目基金，同时还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展开了合作，开展药用植物的研究。
为盘点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十几年里，钟扬走过藏北高原、藏南谷地、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江畔，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2013年，德吉第一次跟着钟扬去珠峰采样，七天时间，全靠饼干、火腿肠和榨菜填饱肚子。德吉记得，有一次钟扬带着她和另外几个学生，爬上5000多米的高坡采集麻黄，几天后，下到坡底，大家煮了一锅白米饭，没有配菜，钟扬和大家一起抢着吃，大口吃。学生们经常会去钟扬在藏大的宿舍，钟扬经常做饭给他们吃。做饭和吃饭期间，就同时给他们做科普，或者讲论文。在宿舍外面，钟扬种植了多种植物，藏大专家楼前面的一处草坪也被钟扬种上了水稻，需要24小时灌溉。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也是钟扬的博士生拉琼担心有人看到会提意见。“水费那从我的工资里扣。”钟扬说。
“2009年之前，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各种工作实际上是个体户，没有任何单位派他来。但他每一年都热情饱满，每年大约有150天待在西藏。”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教授回忆。
有一年，杨亚军来拉萨工作，在西藏大学，见到了钟扬。“他因为痛风，不能喝酒，让学生给我敬酒。他说这个酒是必须要喝的，那是真仗义。”杨亚军坦言，他和钟扬的相识也是源于一顿酒。杨亚军记得，那天两人聊了很久，后来他在西藏待了一段时间，看到了钟扬在西藏大学做的很多事情。
“很多人援藏，都是去了开个讲座，效果甚微。一开始他去援藏，我以为他也就是兜一圈。”在西藏大学，钟扬亲自给普通的本科生上课，“西藏的孩子们接受程度其实是很弱的，没必要亲自去给他们上课。”杨亚军这样跟钟扬建议过。“他的出发点就是想好好把西藏大学帮扶一把。扶起一帮老师，扶起一帮学生，这些人是能够扎根在西藏的。他是有情怀的，这样的教授，在现在的中国，是稀缺资源。”杨亚军说。
在钟扬离世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梁永安采访了钟扬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多次听到人们提起“情怀”一词，“他的家国情怀，并不只是一种炽热的感情，情怀之下，是高度契合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梁永安这样总结。
杨亚军那次从西藏大学回来后的第二年，复旦大学要推选全国的五一先进人物。杨亚军是工会主席，他负责推荐候选人。“我提出了生命科学学院的几个科研大牛，别的院系表示不屑，因为别的院系也有很多科研大牛。”杨亚军回忆。他想到了一年前在拉萨和他一起喝酒聊天的钟扬。由于前一年的五一先进人物获得者就是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原本今年应该轮到其他学院，可当杨亚军讲述了钟扬在西藏做的事情后，“我们学院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就他吧。”学校各个院系的工会主席都表示了赞成。
“钟扬老师之所以在我们心中有这么大的分量，不是因为他是科研大牛，起码在生命科学学院他不是顶级，但是他以另一种形式征服着我们。”杨亚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一奖章获得者，这个奖章没有任何实际的利益回报，只是一个荣誉，在杨亚军看来，钟扬在乎荣誉，荣誉能够给他满足感和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
除大学教授的教育者身份之外，钟扬还是一名植物学家，他一直在做科普工作。
2012年，钟扬受聘成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专家。六年以来，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学术会议。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的分馆)建设期间，需要找一个团队，负责全馆的图文创作。这是一个难度高且回报低的项目。在陆续被几大高校婉拒后，自然博物馆当时负责图文项目的鲍其洞找到了钟扬老师，因为知道钟扬平日穿梭于上海和西藏两地。时间很紧，她并没期待钟扬能接受这份需要长期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她只是想找钟扬帮忙引荐合适的团队。让鲍其洞没想到的是，钟扬得知情况后主动接下了这个项目。
整个博物馆有近五百块知识图文，通常，一天的时间最多可以完成二十块图文的讨论工作。有一年五一小长假，钟扬来自然博物馆参与“地质古生物”部分图文创作的讨论会，午饭时，他邀请大家去吃东来顺火锅，后来大家才知道，那天是他50岁的生日。自那次之后，钟扬每次来博物馆工作，都会和大家去吃一顿东来顺。吃饭的时候通常是钟扬老师的个人“脱口秀”时间。鲍其洞和同事经常会调侃一下，说钟老师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蕾回忆，自然博物馆的同事，无论哪个部门，何种岗位，只要听过一次钟扬讲座，立即对他“路转粉”。“在人群中立刻就凸显出来，让你想忘都难。”徐蕾说，钟扬的讲座，会讲到科学和自然这些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也会提及网络红人和明星八卦。他会提到脱口秀主持人王自健和网络红人papi酱。
提起钟扬，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他的幽默。
杨亚军有次和钟扬一起吃午饭，一个大科学家的女儿找钟扬，想成为他的学生。“你跟着你爸做实验已经很好啦。”钟扬听闻后提议。“我跟我妈商量过了，我爸那点水平，根本就不行。”那个女孩说完这话后，杨亚军和钟扬都愣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么机密的事情。”钟扬转过身看着杨亚军，开玩笑说。之后他转过身对那女孩说，“你这么真诚，那我就同意了。”
杨亚军有次和钟扬一起去机场，钟扬是金卡用户，杨亚军是普通用户。“跟我走，有好吃的。”办好手续，候机的时候，钟扬对他说。“他是我的随从。”两人一起走到金卡用户休息室门口，钟扬对服务人员说。
“各个领域，他都能谈出个道理来，不是简单地靠听来的几个概念在那忽悠。再大的圈子，别人讲得再热火朝天，只要他一开口，谈话的主角就变成他了。但这么多年，我从没听到过他哪一次是靠讲黄段子来吸引人的。他内心是特别纯洁的一个人，至少不是那么放肆的一个人。”杨亚军说。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刘漫萍是《播种未来》的第一批观众，这是为记录钟扬老师援藏十三周年所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她记得，片子刚完成的时候，在一次讲座现场，钟扬为了活跃气氛，现场播放给他们看。“极具大片水准，钟老师是个好演员。”大家看后这样开玩笑发表评论。“溪边的镜头是如何摆拍的？片尾的回眸一笑是如何成型的？怎么用光才能拍得好看？”就这样，科研工作者临时切换成纪录片导演的身份，成功调动了在场的人们对接下来讲座的热情。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宋娴负责科技馆展教工作时，曾邀请钟扬老师参加了“达人带你逛(请科学家带着观众参观展区)”活动，“原本只招募了20组家庭，走着走着，那个区域的其他观众也都跟着钟老师走了。”宋娴回忆。
自然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极其罕见的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温泉蛇仅见于西藏，标本难寻。自然博物馆负责两栖爬行类的工作人员征集数年，寻遍全国的大学、科研院校和标本公司，都没找到。得知钟扬常年在西藏采集标本，请他帮忙。2011年圣诞节前夕，好消息传来，钟扬采集到了温泉蛇。此后多次就温泉蛇的运输过程进行邮件沟通，四个月后，温泉蛇顺利抵达上海。当时负责自然博物馆两爬征集任务的刘漫萍回忆，除了温泉蛇，此后征集到的八个高山蛙标本，也源于钟扬的帮助，而正是这些标本为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起学说提供了可展示的标本物证。
鲍其洞回忆，和钟扬的接触中，从未看到他有所抱怨和忧愁，“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嘛！”工作中难免遇到难题，钟扬总是笑着安慰大家。
“就像一个普通的大哥，对每个人都非常和蔼。不会敷衍了事。他从来不会对来找他的人说‘对不起，时间到了。’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老师和学生对他失望。”杨亚军说。在复旦，很多其他教授不愿意带的学生，钟扬会收来自己带。杨亚军就跟他提过一两个这样“不受欢迎”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教师的良心，大家纪念他，如此敬仰他，正是因为他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