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不再长大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清华大学的城市规划学者龙瀛去过很多城市，有些城市像摩天大楼拼成的灰色森林，有些古色古香，停下来就能找到一段历史。但最让他牵挂的却是一座不知名的东北小镇——石岭，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小镇中学那栋白色教学楼里的校园生活，和街头的游戏厅、台球厅、录像厅，是他“多年来最美好的记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石岭镇的公共设施齐全，火车站、电影院、商场里每天都人来人往。镇里有两座大型水泥厂，为大部分石岭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也支撑着石岭常年处在“吉林省10强镇”的榜单上。
年少的龙瀛不会想到，20多年后，这座早已划入四平市的小镇竟然会作为一个样本，进入到他的研究中。只不过，这项研究并没有过多着眼于石岭的繁荣，反而带着少许感伤，名字叫做“收缩的城市”。
在另一位研究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的一份列表里，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他绘制了一幅地图，一个黑点代表一座“收缩城市”。在这张地图上，东北地区的黑点已经连成了带状，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黑点也成片出现。
“农村空心化已经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事实，但人们很难发现，有些中小城市也已经出现人口流失的现象。”吴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按照城市生命周期，“这些城市很可能继续‘收缩’下去。”
龙瀛也有同样的担忧。2018年春节他再次回到石岭，发现镇上的马路变得坑洼不平，当初两千多人的初中现在只剩下四百多人。在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小镇，他甚至走进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座“无人的火车站”。
这两位研究者都相信，那些众多有着相似处境的城市，需要的是另一种城市规划思路和城市“增长”模式。但对这些城市的决策者来说，改变几乎都停在了第一步：没人认为自己管理的是座“收缩”的城市。
收缩是整个国家城市化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坏事
龙瀛是在无意间发现中国的“收缩城市”的。2013年，他把自己城市空间研究的范围从北京扩大到全国。这个对数据和城市生活都有着狂热追求的学者发现，分别在2000年和2010年开展的全国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都精确到了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一级。
那时龙瀛在英国访学，他几乎忘记了时差，马上联系了在国内做经济地理研究的吴康和做地理空间大数据分析的王江浩。三人很快决定，把两次人口普查里，中国5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数据做对比，观察有什么变化。
他们没有想到，在两次人口普查的10年间，中国有一万余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密度出现了下降，有些甚至成为了“空心街道办事处”。他们根据地图制作了一张图，代表着人口密度下降的蓝色部分占据了整个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
随后，三人团队又把中国行政意义上的六百多个城市的市(辖)区范围，叠加到这张图上，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
“结果出来后，我就睡不着了。”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龙瀛向台下的听众回忆那次经历，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收缩城市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面？我们一直在说扩张的城市、增长的经济、逐步增长的人口，那我们收缩的城市呢？”在英国的那天晚上，这些问题挤占了龙瀛的大脑。也正是从那天起，“收缩城市”成了他后来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吴康也同样把精力放在了“收缩城市”识别上。他发现，从第五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许多城市都调整了行政区划。这些城市把周边地区并入城区，造成人口密度下降，但城市实际并没有“收缩”。
他收集了各地的统计年鉴，剔除了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最终选择了694个城市样本。结果显示，2007年到2016年间，这些城市中有84个出现了人口收缩。
“国际上对‘收缩城市’较为认同的标准是，人口规模超过1万人，超过两年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都在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吴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中国的这84座城市大都符合这个“收缩”标准。
这让他相信，部分城市的收缩是整个国家城市化的一部分，“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反而是种转型的契机。”
前年秋季，龙瀛去东北一个林业城市调研。刚下火车就去了一个以钢铁产业为支柱的区。他记得当时自己冻得受不了，跑去钢厂附近的一家服装店买衣服。老板告诉他，现在钢厂的人少了，店里几乎没什么生意，屋子里很冷，“把货底处理完就不干了”。
龙瀛和吴康去年冬天再去那里调研，吴康还保存着那次调研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当地一家有名的酒店，坐落在刚刚修建好的城市新区里，周边道路宽阔整齐，黄昏的余晖照在酒店的玻璃幕墙上闪闪发光。
调研团队住进了这家酒店，询问前台得知，他们是那天这家酒店200多间客房里仅有的3位客人。
在更远离市中心的城区，“收缩”就更加显而易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高舒琦调研时在一栋6层楼的住宅楼上看到，眼前几栋楼的玻璃已经蒙上一层灰垢，很多窗户上都挂着“此屋出售”的条幅。走在住宅区附近的一条路上，他发现路两侧商铺都用木板封住了窗户，垃圾桶也东倒西歪。后来他才得知，那里曾是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
在那里，龙瀛依然保持着他独特的记录方式。他喜欢拍摄固定10秒曝光时间的照片，成像后，10秒内的移动对象都会在照片上留下轨迹，就像一道道“影子”。他拍了一张客运站的照片，里面没有影子，只有一个男人靠在墙上，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
“城市收缩是空间破败的因素之一。”龙瀛说，“不管是窗户破了，电线杆歪了，还是墙皮脱落了，这都是城市公共空间破败的表现。”
在另一座“收缩城市”，龙瀛及学生们找到每一条街道2013年和2015年的腾讯街景照片，每隔50米设一个比较点。有些街景没有收录到网上，龙瀛就去实地找到街边的大爷大妈，问他们，“这里两年前是不是有个垃圾桶，那里的墙是不是刷过漆？”
在龙瀛和吴康看来，那座林业城市是座典型的“收缩城市”，“收缩”只不过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东北地区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城镇化率，他们已经没有更多农村户籍人口转入城市。”吴康分析说。
他告诉记者，那个依靠林业和矿业的东北城市，产业结构太过单一。2015年天然林全面禁伐后，经济面临转型，GDP某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就业出现问题，人口就会流向外地。”
同样受到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还有远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这座曾经吸纳了密集打工者的城市，现在也正在“收缩”。在浙江一座城市，受全球经济影响及电商冲击，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也开始“收缩”。
在两位研究者看来，对这种全新的变化，每个“收缩”城市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规划，为城市绘出一个全新的“蓝图”。
每座城市的规划里都写满了“增长”预期
这些城市的确都做了新的总体规划。龙瀛寻找“收缩城市”的最新总体规划方案，发现有资料的几十个城市无一例外写满了对未来10年或20年城市发展积极的人口增长预期。
“每座城市的总规里都预测未来人口会增长，城市面积也跟着要扩张。”龙瀛摇摇头说。
黑龙江伊春市的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已开始收缩，但《伊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达到133 万，2020年将达140 万。事实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伊春的人口仅为115万。
伊春的20年总体规划里，跟着人口一起增长的，还有主城区的面积。规划将原本三个不接壤的区划为中心城区，从而扩大中心城区规模。
高舒琦告诉记者，在城市规划领域，普遍的标准是每一万人对应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总量升高，为城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
龙瀛参加过一些城市规划实践，每一次对方都会要求规划人口总量上升，扩大城市规模。“这与地方政府多年的土地财政有关，拿了地才能卖钱，才能增加基础建设投资。”
有规划设计师在龙瀛的文章下留言，“我们已经成为了政府土地开发合法化的工具，找不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一次在西南某市，龙瀛参加过总体规划动员会。这也是一座人口增长有限的城市，但主持会议的副市长告诉在座的规划设计专业人员，具体规划工作由当地规划院来做，“你们只需要把人口科学合理地做上去”。
不仅作为“甲方”的政府不能接受“收缩”，即使在城市规划领域，“收缩”也经常被规划者排斥。
“国内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大多都是基于增长范式的，这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发展趋势。”龙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算在自己执教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们能接触到有关“收缩城市”的知识也比较有限。
“具体在中国的城市规划领域，是缺少给收缩城市做规划方案的方法论的。”龙瀛摊开手，稍作停顿，“换句话说，就算有城市承认自己是收缩的，可能也没有太多设计院能做出一套合适的方案，因为我们是缺少这方面教育的，也缺少编制办法等支持。”
“不管是决策者还是设计者，都一味地追求增长，觉得‘收缩’是个消极的词。”龙瀛感叹。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曾指出过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