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现在长出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野草集》这个名字。
宋轶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对打工者二代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他说：“城市决策者在设计制度时，如果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就需要先建立沟通的基础。”
熊易寒也曾在论文中写道：“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回应性；另一方面，又经常对社会矛盾表现过度敏感。”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的外地人都走了，那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熊易寒说。城市需要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城市的教育、医疗、能源、秩序维持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卢晖临建议，尽快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那些在大城市有稳定生计的农民工家庭能够真正在大城市定居下来。鉴于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卢晖临同时认为，有计划地引导人口向其他城市和地区分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应当采取优惠政策，引导打工者向大都市周边的城市、乃至老家回流，但绝不可以采取强制简单的驱赶措施。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过回老家，但他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离开家乡时，他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从老家的小学，到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再到自己报名就读的电大，他在一张又一张的课桌前流动。
他当初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他曾住过的“大杂院”，都已经在这十几年里，陆续被推平了。他的父亲曾是拆掉他小学的工人之一，抡着大锤把墙壁砸倒，露出钢筋。母亲会从废墟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买掉，一块砖只能卖几分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为了孩子上学，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杨龙曾经就读的学校也被推平了。他回到当初学校所在地，发现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已经消失，只有一株当初校园里的老树还留在原地。
“也许现在也没了吧。”他猜。后来他才知道，那片地方，如今已经成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新园区。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了让女儿顺利入学，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年有些打工者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衡水、廊坊这些北京周边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最近也开始收紧了”。
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农二代”生存处境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卢晖临执笔的《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调研报告》。
这次调研发放了5000份问卷。“流二代”在京平均居住年限是15.7年，有25.5%是在北京出生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3岁，其中，有65%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
卢晖临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打工者二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参加群体性社会冲突比率较高”。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包括升学，择业，往往会与政策产生碰撞，这让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对社会不公的感知”。再加上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缺失，当这些年轻人把情绪外化出来，就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的社会冲突。
“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境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卢晖临认为，除了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需要通过搭建平台、引导舆论的方式，帮这个群体“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宋轶选择的方式是摄影机。在他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向宋轶提到，他第一次被抓进去、放出来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里，从此留下了永久的记录。有一回他开车过收费站，交了钱往前开，没开多远，后面出现两辆警车，把他拦住盘问。他这才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别人不一样了。
骆锦强觉得，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打工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往往太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许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对教育方式没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打，就没别的了。
骆锦强在电大读的专业是幼教，如今他正在创业，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心。“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这个口号时常被他挂在嘴边。
女儿如今读的是他自办的幼儿园，再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骆锦强想好了，要么努力赚钱，送她去读私立小学，要么就扩大创业规模，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
他想尽自己所能，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没能拥有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
火车进站时，他从心底开始激动，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
彭彭如今已经离开了“新工人影像小组”，去一家公司当了内勤。
对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他既不愿意追捧，也不觉得排斥。永远留下或彻底离开这两种念头，他都没有产生过，他也没有想要定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块打游戏，一起谈理想。有的想“做乐队”，有的想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
杨龙的生活目标要明确得多——养家糊口。2016年他的快递站点还经营着的时候，他在开封市一个“位置很好”的住宅小区，预定了一套房子，交了5万元的订金。现在站点倒闭了，他赔了钱，还欠下了外债。杨龙想过把房子退了或转卖，却发现“退不掉了”。
上个月，杨龙换了在北京的住所，搬到一个新小区跟别人合租。之前住了三四年的公寓，几天之内送走了所有的租客，如今闲置着。
“房东有房产证，不是打的隔断，不是临时建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让住了。”新住所的房租比之前贵，他“有点承担不起”。
杨龙现在只想找份稳定的工作，贷个款，把首付交了，再慢慢还几十年月供。他开着货运车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这些念头就在他心头盘旋。
像杨龙一样，很多打工者二代，都选择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线城市买房。那些房子大多会闲置很多年，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他们养老的保障。一部分人会把孩子送过去读书，那些孩子，就成为地级市里的留守儿童。
“一个打工者离开城市，就只是一个人。但一个孩子离开城市，往往会有一个甚至两个家长一起离开。”宋轶也承认，一个超级大城市的发展如果不太平衡，肯定是有问题的。人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分流，本身“没有太大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个过程，在执行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人的感受”。
有时杨龙也会想，去老家附近的城市发展。但他很快又会问自己，回去能做什么呢？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资金，“挺迷茫的”。
在卢晖临教授看来，打工者第二代，有较为开放的视野，但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不都那么清晰。“虽然他们在大城市居住，但是因为缺乏政策上的保障，在居住、教育、医疗等方面缺乏支持，所以他们始终有一种不安定感。”
对于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在长期上需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户籍公平的问题，短期上，需要“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他们在就业、医疗、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
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这些打工者二代，虽然会表示自己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是“老家那边的人”。
“这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他们对以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和强烈的被剥夺感。”卢晖临教授形容打工者二代是“心灵上漂泊”。他们凭借自身努力，想要融入城市，弥合城乡差异。但“在核心性的制度屏障面前”，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骆锦强正在为此努力。他把梦想紧紧攥在手里，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劲头。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他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跑遍了自己正在创业的社区，一家一家送小礼品。圣诞节之前是冬至节，他设计了“节气课”，专门换上了汉服。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偶尔回老家一趟，骆锦强也会有几分期待。可回去之后，他又觉得住不惯，起居住行，样样不方便。
等他从老家回北京，火车马上要进站的那一瞬，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在车窗外划过，像一帧帧卷动的幻灯片。铁轨如枝杈一般，从一条分裂成数条，指向前方的车站。
骆锦强从心底激动起来，他说：“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
张渺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龙、彭彭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