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者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随迁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逆转的事实。他们不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起上一代，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
“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或者选择服务业，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打工者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而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尽管这些打工者二代，已经在城市里定居，在官方的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为“大杂院”，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对北京，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如今，他几乎逛过北京所有的知名景点，偶尔会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岩，坐过每一条地铁线路，可以给老家来的亲友当导游。他甚至遇到过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向他打听南锣鼓巷怎么走。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他身上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
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签很无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
这场面让骆锦强觉得有趣，也有些适应不来。“说让我生我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他很遥远。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有不愿意要小孩，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但是对于打工二代来讲，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好，至少会选择生一胎。”在宋轶看来，这是打工者二代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生育观念上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费。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开销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承包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次“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熊易寒发现，第一代打工者，大多还会“对故乡怀有归属感”。而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再加上社会隔离机制拦在他们面前，“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熊易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新工人影像小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们聊学籍
他的许多调研对象，都是这样的打工者二代。他们很多都说着流利的上海话，喜欢用“一刚”这样的语气词表示惊讶。“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点。”
但熊易寒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后，异地务工人员流动的各种限制开始松动。农民工进城打工潮，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之一。打工者一代填补了城市发展中的劳动力空缺。
杨龙的父亲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在一个煤厂卖蜂窝煤。一年后，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到了香山附近，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
如今父母年岁大了，农村仍然是他们的退路。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着，父亲还留在北京，当起了快车司机。
但对杨龙来说，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这段对话让宋轶很感慨，像玩笑话的词句，“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对话的背后，还有一些让宋轶感到沉重而残酷的东西。
他的镜头下有许多80、90后打工者，他们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如今，他们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学困难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某种延续，或者说，阶层固化之后的一种延续。”宋轶说。
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紧急关停。宋轶走进教室，发现学生们的作业本、书包都还搁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
宋轶推测，大概是关停的通知下达得太突然，以至于孩子们没来得及把东西收拾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