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新京报：你为什么做南京大屠杀的口述史？
李晓方：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抗日侵略暴行受害者调查，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暴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罪行。
现在很多国民都知道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了30万同胞，大家感觉到30万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却感受不到这30万个鲜活的生命、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日军一个又一个地用各种方法杀害时的惨烈。
2008年，我参加了纪念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71周年活动。当时看到这些受害者年纪都很大了，有的被家里人扶着，有的用轮椅推过来。我当时就决定，要抓紧时间来做这个调查。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吗？
李晓方：后来我正好遇到一位受害者家属梁先生，他愿意义务陪我去调查。我跟着他去了他岳母的弟弟、梅寿芳老人的家里。
梅寿芳老人说，1937年他只有五岁，但他能记得当时亲眼所见的一切。他告诉我，有一天，日军来到他们村庄，强奸年轻的妇女，并把他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等12位亲人杀害。
老人在叙述时痛不欲生，有多次哽咽地说不出话。采访中，老人还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几十年来，你是第一位到我家来调查的人。”
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觉得这样的田野式调查还是很重要的，也更加坚定了我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决心。
从2008年以来，特别是这几年，2014到2016年，连续几年的国庆节、元旦节这样的节假日，我都会去做南京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深入调查。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
新京报：你如何找到这130名幸存者？
李晓方：我以前以为很好找，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类口述史了。当我真正去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先找到民政部门，结果民政部门说要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方便透露。好在我认识的几个人，他们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受害者。后面我们通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来寻找，但里面记录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已经去世了。
接着，我们筛选里面记录的1930年以后出生的幸存者。我记得，刚开始，我一天甚至连一个受害者都见不到。一次跑到十个地方，七个幸存者都去世了，还有两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就通过认识的南京的记者、报纸之类，还到街道居委会去问，就这样通过各种手段一个一个找出来。
新京报：现在这些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如何？
李晓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是我所见过的战争受害者中生活相对比较好的一群人。因为南京经济发达，政府也对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比较关心，社区、街道经常到他们家来慰问。
民政部门每年会给他们发一笔补贴，他们看病除了有医保报销之外，剩下的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他们报销80%，几乎都不用掏钱。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城里，子女们照顾得挺好，生活也不错。也有个别的经济条件、身体不好的。
新京报：对于那些老人，这就像是他们人生中的伤疤，他们愿意站出来口述经历吗？
李晓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我见过150多个受害者，差不多有40个人拒绝过我的采访。有的家庭我连着去三次，还是被拒绝了。
他们一是觉得这些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前也有过其他人采访过；二是有些幸存者不愿意再提及过去的事情，他们和家人住在一起，接受采访也是一种打扰。他们讲起这些经历，心里很难受，子女们也很反对接受采访，还有人报警说我是骗子的。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我们去调查前，一般不敢提前打电话，硬着头皮直接去敲门。我们会送些营养品，说看看他们，慢慢跟他们熟悉了，才进行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