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正式启程。
今年已发现21头江豚死亡，多与生存环境变化有关；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将全年禁渔
武汉白鱀豚馆内唯一的白鱀豚淇淇15年前去世。此后，馆内再无白鱀豚。如今，只生活着5头江豚。
白鱀豚与江豚均为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两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
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1月10日，第三次长江江豚科考队再度出发。他们将用40天3400公里的考察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江豚，是否还有白鱀豚，以及他们生活的状况。
目前，长江沿线共有10个江豚保护区，包括4个迁地保护区。但保护需求与保护措施仍不对等。江豚每日在长江中面临着致命威胁，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航运、食物枯竭……
2017年2月5日，长江江豚拯救计划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截至目前，科考队仍未发现白鱀豚。未来可期，江豚也许不会重蹈白鱀豚覆辙。
40天3400公里的江豚科考
11月10日10时15分，武汉渔政码头，两艘船驶离趸船，向宜昌上行。
汇入来来往往的长江航道后，他们仍显“另类”。
二层甲板中心设有玻璃屏罩观察台。甲板后侧周身覆盖红底白字横幅，“船尾150米拖有仪器，请勿靠近”。这是一种声学探测仪，利用细水管从船身一处方形空洞吊入水下。
三天来，两艘普通船只已“变身”为专业科考船，开始“2017长江江豚”的生态科学考察。
朱明（化名）熟练地拿起7倍望远镜，架在黄色木质支架上，目光恰好与镜头水平。这些木架已提前改造，以适应观察员的身高。
在朱明的视野内，是近3公里的江面。渔船、桥梁交替出现，但他要找的是跃出水面2-3秒的黑影。那便是江豚。
这也将成为他与江豚的第一次见面。“在望远镜里打个招呼”，他打趣说。
朱明是一名研二在读生，专业与淡水豚相关。只在图片上见过的江豚，却给他留下立体的印象。“虽然没有摸过，但看起来脂肪很厚，全身软绵绵的”，他用手在空中画出江豚的形状。
现在，他的身份是目视观察员。
每一艘科考船上，共有7名观察员。观测平台上，两名观察员分立两侧，匀速搜索100度内江面。中间为数据记录员，记录观察员上报数据，并搜索180度范围内江豚。半小时，轮换一次。他们构成了此次江豚观测的核心力量。
科考现场指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郝玉江说，通过这样的目击率，再经过一系列计算，从而估算出种群数量。虽存在误差，但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相对科学和准确的方式。
“误差”将被尽可能压缩。
郝玉江说，目视之外，声学探测仪也会捕捉江豚发出的声呐信号。无人机遥感也会加入监测，“无人机对于人眼观察是一种矫正，可以进一步判断是否准确”，郝玉江说。
40天3400公里，科考队将用事实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野生江豚。
科考改名“江豚考察”背后
他们生活得还好吗？张新桥想知道。他是科考队里唯一参与过前两次大规模科考的队员。
2006年的科考，被称为“水中精灵”的长江江豚种群数约1800头。6年后的2012年，这一数字变成1045头。长江干流仅剩500头，而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为1800多只。郝玉江不断用“惊人”形容，“6年间的下降速率为13.7%”。
“水中精灵”变成了“水下大熊猫”。
在船长刘明（化名）看来，早年见到江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那时，他们将这种圆滚滚的长江淡水豚称作“江猪子”。
上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刘明经常到江边玩耍，说话间，江豚便会“拱”出水面。80年代，他在船上谋职后，每逢风浪前夕，便会见到江豚频繁露出，多则数十头。“这是在告诉我们，风浪要来了”，张明说，当地人称为“江猪子拜风”。
10年后，与江豚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今年5月，刘明在岳阳看到了“一家三口”。“两个大的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小的”，刘明回忆，20年没见，很亲切。
同样在长江边长大，刘明的儿子、孙子从未亲眼见过江豚。他感叹，如果以后海洋馆能有，只能带他们去那里看了。
即使是刘明自己，也再难见另一种淡水豚类——白鱀豚。
除江豚外，这是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另一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2006年，科考人员曾发起名为“寻找最后的白鱀豚”的长江考察。30多天后，空手而归。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0年中，全无白鱀豚被发现的确认消息。
今年的科考名称由曾经的“淡水豚考察”变为“江豚考察”。郝玉江解释，科考重点关注江豚保护，避免成为第二个“白鱀豚”。“但我们没放弃白鱀豚，我们还在寻找。”
这次科考设计了“发现白鱀豚预案”。
“无论哪一条科考船，如果发现白鱀豚，其他考察活动立即停止。观察员首先拍下照片，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声学录音。考察船至少离白鱀豚几百米远，不干扰动物”。在科考人员技术培训手册中，专门提到上述措施。
“发现的话一定会大声喊出来”，一直平静的朱明突然提高了声音，“期待，一直很期待，相信会有这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