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汉长江大桥为中国桥梁建设打下基础
9月30日上午，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长150米、重达3040吨的钢桁梁被稳稳放在大桥墩顶，标志首孔钢梁架设成功，架桥“神器”是中铁大桥局自主研发的“天一号”运架梁一体船，可一次性吊起600头成年大象。
60年前，武汉长江大桥所用的吊机是外国的，钢材是苏联进口的。
90年代初，刘长元曾受邀赴日本参观本州至四国的联络桥，“当时看了确实震撼，一条线上有很多座桥，其中一座规模很大，当时，他们已经用上2000至3000吨的浮吊，钢梁分成几段就吊上去了。”不过，刘长元当时就笃定，有了武汉长江大桥这座现代桥梁的开端，中国自己也能制造这样的装备，建造这样的大桥。
如今大桥局自主研发的“天一号”3000吨运架一体船、“小天鹅号”2500吨运架一体船在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建设上大显身手；“大桥海鸥号”起重船能在世界风口海域，将1000多吨重的钢桁梁稳稳放上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墩顶。
一座座长桥如长虹卧波，装配式施工早已实现：箱梁在工厂内制造，墩身、承台在岸上预制，再由架桥“神器”现场拼装。刘长元感叹，如今我们有了中国钢，有了自己的装备，计算机也有了大发展。“过去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要算一个杆件的受力，只能用手摇计算机不停地算，得算一周。”如今在长江上能建这么多连续梁桥、悬索桥和斜拉桥，在深山峡谷建起这么多拱桥，得益于我们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中铁大桥院院长张敏介绍，2003年当年大桥院设计的长江大桥仅1座，现在由该院设计正在施工及做前期研究的达到30座，90%的国内桥梁原创技术出自该院，这些得益于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播下了创新的种子。“如今设计、施工、材料、装备全桥梁产业链已实现100%国产化。”
中铁大桥局董事长刘自明透露，目前，长江上已建在建近200座桥梁，几乎每一座，大桥局都不同程度参与，而其中七成是以大桥局为主施工。今后5年，长江上还将建造80余座桥梁。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中，中国桥梁均超过“半壁江山”。
如今，中铁大桥局、中交二航局等“建桥国家队”，高峰时一年有10余座长江大桥同时开工建设。被誉为“中国悬索桥之父”的桥梁专家杨进也曾感叹，建万里长江第一桥时，最高峰时2万建设者同建一座桥，如今沪通长江大桥最高峰也就一两千人。
作为杨进的弟子，徐恭义认为，如今中国桥梁建设成就是在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打下的基础。从过去举国建一桥，到现在仅武汉一个城市就有3座跨江大桥同时在建，背后凸显国家实力和强大的需求。“最近这二三十年，中国工程师迎来最好的机遇，桥梁工程的需求和实践锻炼了我们，逼着我们去进步。可以说，中国人对于各种环境下的各种桥型都能独立完成，满足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公铁两用等多种功能需求。”
中国标准建设的“中国桥”已矗立在亚非欧
武汉建桥“国家队”造过的那些桥
2013年5月3日，武汉长江大桥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56岁的武汉长江大桥，也由此成为武汉最年轻的国保文物。
今年10月11日，62岁的中铁大桥局海外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周一桥从武汉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的一层大厅乘坐电梯到达桥面，站在桥上凭栏吹了吹江风。他在大桥开工的那年出生，因此取名“一桥”。用他的话说，他这次是为他92岁的老父亲来看他的“儿子”。
父亲周璞是武汉长江大桥主要设计人员之一，承担基础工程设计。周一桥说，这些年，他经常陪老父在江边或大桥上散步，父亲曾指着8号桥墩对他说：“那是我设计的。”
1948年，周璞从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1950年，国家筹备修建长江大桥，在北京成立了大桥设计事务所。“当时父亲正是激情澎湃，想干一番事业，就报名加入事务所，后来又与同班的5名同学一同来到武汉，参与大桥初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