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作家头衔？
刘永彪：文学写作，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的都是真善美。我这样背负命案的人，怎么能当灵魂工程师呢？
新京报：你的作品中有没有自己的影子？
刘永彪：基本都有。我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里面那个马小牛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像马又像牛一样。
新京报：你是不是曾想写一个身负命案的美女作家的故事？
刘永彪：对，但最后没有写出来，不敢写。名字就叫身负数条命案的美女作家，写了好几个月，有两三万字了，不敢接着写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说你的书里没有坏人？
刘永彪：坏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它有自私，自私是本性，有的人你讲是坏人，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办出来的事别人不能接受，那也不能叫坏。
新京报：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你想写什么？
刘永彪：我肯定是没有机会写了。如果要写，我就写原罪，打一个括号，后面是赎罪。这么写可能没有什么市场效应，但对我来讲，我写出来要给我儿子女儿看，我想告诉他们，爸爸走这条路并不是本心就是恶的。如果要写的话，我肯定客观地写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会写些什么？
刘永彪：写我家里的环境，文化的氛围，我的理想。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罪人，但我后面还有赎罪。他本来是一个不想犯错误的人，怎么就犯下这么个大错，在人性本善和恶行之间找一个反思。
“完全走上了极端”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
刘永彪：我到现在都认为我本质不坏。但是我完全走上了极端，我会说是顾此失彼。
对我来讲，也许当时像我这样努力读书，在南陵县这个地方，肯定有我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从来没有争取，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一下，证明自己。为了改变自己的环境，当时损害了别人，这个没有把握好。这个完全是顾此失彼了，造成了这样一个大的错误。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吗？
刘永彪：我认为我对家人有担当，但对自己做下的案子没有担当，这是很矛盾的。
新京报：你觉得你自己性格里面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刘永彪：有时候容易走极端。有时候一想，不晓得反复地再想一下，这个案子如果我再想一下，他叫我去的话，我就想到底能不能去，在那个事情实施以前我再想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我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一直都没有主见，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现在都没有主见。
新京报：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为那四个死者、那些受害人做点什么吗？
刘永彪：没有，我都不了解他们，但是现在我想死者的家庭，我对他们很愧疚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给他们做牛做马。
新京报：除了对不起受害者，你还有没有觉得对不起谁？
刘永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妻子，儿子，女儿，对不起我的母亲，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
新京报：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
刘永彪：像我做了这样的事情，理应尽早自首。自己做下的事情，肯定要面对的，做过的事情不能挽回，最好的挽回方式就是自首。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安徽芜湖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