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命案
新京报：犯案之前，你家的状况怎么样？
刘永彪：那几年，我父亲过世了，留下了很多债务。另外，我女儿生下来时眼睛有病。那时候，我家里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弄不到一千块钱，就是靠土地挣钱。
新京报：1995年，你为什么要和汪维明去织里镇？
刘永彪：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连交公粮的钱都拿不出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为人很清高，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过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汪维明跟我说，我们怎么这么穷呢，不如去外面闯闯。我说要到哪里去？他说湖州那边有很多有钱的大老板，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新京报：你马上就同意了？
刘永彪：那个时候如果我有一两万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了，家里条件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当时我连车费都没有，就跟着去了。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会搞出人命。
新京报：你和汪维明是好朋友吗？
刘永彪：他比我大十一岁，属于我的长辈，我很尊敬他。大集体时期，汪维明是记工分的会计，在我看来就是文化人。而且，那时候生产队晚上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大鼓书，汪维明认识很多人，有很多资源。
他爱人去世之后，他和丈母娘家不来往，小孩没有舅舅，就认我做舅舅。
新京报：犯下命案之后你们去了哪里？
刘永彪：我们两个逃到上海，然后就分开了。我不敢和他联系，担惊受怕，每天都是折磨。
新京报：你在怕什么？
刘永彪：首先想到的是名誉问题。我几乎看过所有的侦探小说，我明白，像我这种情况肯定会被查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就怕一旦被查到名誉扫地。另外也怕因为这件事影响家人。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自首的原因。
新京报：之后你做了什么？
刘永彪：1996年的清明节，我买了一包老鼠药打算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后来想到老鼠药很苦，又用小药瓶装了点酒。没想到，那一次我老婆把女儿抱去了，我看到女儿，想到她的眼睛还没好，我觉得应该尽父亲的责任，所以就没有吃药。
新京报：这期间有没有害怕警察会找到你？
刘永彪：很担心。我觉得警察肯定会找到我，也想过自首或自杀，毕竟这个案子牵扯了四条人命，太大了。但同时，我也抱有侥幸心理，毕竟还没被抓到。我偶尔也劝自己，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
“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小说呢”
新京报：当年的命案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永彪：都是坏的影响，没有好的，恐惧害怕嘛。
对我来讲，我生活在现代社会，看了那么多书，我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太多了，但是这个案子对我有影响。我为了忘记这个案子，就跟人家打麻将，特别是“白银案”出来之后一年都是这样。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就这样把写作的时间浪费了。如果不打麻将，不下象棋就要想到这个案子，我自己心里也是清楚的。
新京报：如果没有犯案，你觉得自己会是个成功的作家吗？
刘永彪：就在警察抓我之前两三个月，还有人叫我写电影。之前我还写过50集的电视剧，写过电影剧本。但我就想到我这个历史问题，不敢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我的高度绝不是现在这样，不论是质还是量。
新京报：“不敢进一步发挥”是指的什么？
刘永彪：（案发后）一年没有查到，我就有一点侥幸心理了，想着也许不查了吧，我就开始写作。有时候写着写着，又觉得，我犯了这么大的事，哪有资格写作，就停下了。放了一阵发现没事，我就又开始写。刚写出一点成果，又觉得我毕竟是背着命案的人，这么大案子怎么可能不查，我就又不敢写了。一直在这种矛盾中过的。
其实犯案之后，我就不努力了。我也不敢努力，就怕万一出名了被人家关注，命案就被查出来了。我写的小说，在有些大刊物发出来以后，我一看，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写这种小说呢，突然就有这样的内疚感觉，然后我马上就写不出来。
新京报：这个案件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刘永彪：那是我人生的一个污点，不堪回首的污点。它是影响心理的一个魔鬼，很是折磨我，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出了成果它就跳出来了，不出成果的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了就好一点，忘记了以后就好好地要看书、要当作家了，但是你出了一点成果，它又跳出来了。
新京报：你觉得文学圈的朋友怎么看待你？
刘永彪：其实很多作家一直在关注我，很多编辑也是。安徽有一个老师对我相当不错，但其实我是愧对他的，因为我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努力。他关注我，我发了几本小说马上就要缩回来，不敢写了。就是内心恐惧害怕，而且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个作家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