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兰的家,每年夏天她都要搬走一次。

也有人不愿意走。

6月的一个中午,李桂泉与老伴在田里摆了两个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杂草。

他虽住进了搬迁楼,但仍惦记着这块土地。经过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终回到故土,发现家园已沉于水底。在他眼里,他曾打工修建的骄傲的建筑都衰减至暗淡。

“人生活在哪个地方就想念哪个地方的乡土民情。”他熟练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国家采煤没办法啊。”

李桂泉对一旁的光伏项目感到满意,“新项目新科技也不错。”

“国家讲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头顶遮阳的安全帽,“虽然被淹了,但把泥浆翻上去,搞到两岸,说不定也能耕种。”

汛期到来,他的水稻可能被不远处的塌陷湖淹没,但收成对李桂泉来说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费土地才是。有地种,他就心满意足。

他回身指着一间似乎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红砖房,“我家老二就住那里,一直没搬走。”

  李桂泉在塌陷湖边种地,他深深留恋土地。

朱正兰是他的弟媳,刚刚送完孩子上学。与李桂泉死守着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养起了鹅和鸭子。超过1000人的村子,像她这样没有搬走的还剩5家,养着1000多只鸭鹅。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两只后,只剩几十只了。

总工程师肖福勤记得,项目刚开始时,快下班了,经常遇到赶鹅回家的农民,那些鹅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去扬起的灰尘比十辆卡车的都多。

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打鱼,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渔网散落在房间周围,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划船进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时,这个壮汉说,心里难受,皱着眉“想哭”。

家里的冰箱给垫高了,墙上爬着青苔,蚊子苍蝇多。如果刮风,晚上睡觉他能听见水声。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镇上装,每次够喝上三四天。

老鳖塘周围还有些村庄,水悬在它们头上,一些房屋已经画上了拆迁的符号。一位老人戴着矿工帽在门前溜达,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龄。他刚工作时李一矿投产没两年,火车站只有两个铁皮筐子。

他指着坡上的树说,“以前,地跟那树一样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国家,煤矿勘探者必须提交详细的土地复垦方案才能开工挖煤,并对之后的生态恢复提供资金。

老井是矿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会写诗。他和他的诗出现在纪录片里、文学刊物上,他穿着下井的矿装,与各种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条强烈地反着闪光灯的光。

“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他写过一首《塌陷湖》:一颗硕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泪珠/默默地荡涤着天地间的尘埃与荒凉/多少苦难与悲怆/都圣贤般地在这水底沉淀……

“看到塌陷湖,我的内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虽然我不是产煤能手,也不是领导,但我是矿工之一,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始终有种愧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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