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启幕于20年前6月30日午夜的简短仪式，一直被历史反复回味——
公元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15秒，英国米字旗在英国国歌声中徐徐降落，护旗手将旗帜摘下，叠起，像历史书合上最后一页；23时59分58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指挥抬起双臂，挥动指挥棒，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香港，结束了156年5个月零4天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
那一夜，香港大雨。一场酝酿了156年5个月零4天的大雨——
时间上溯到公元1842年8月29日，烈日炎炎。一队清朝官员卑躬屈膝地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在自己的土地上，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此前的1841年1月26日，英军即已登陆并占领香港岛。此后的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再此后的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新界被租给英国99年。南海明珠，怆然北望。诚如金庸先生在《香港赋》中所言：“城下成盟，割我香港，百余年来，国人痛心。”
那一夜，大雨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后，英国查尔斯王子携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披着夜幕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消失在茫茫大海中。起锚处，正是156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的登陆点。
那一夜，大雨以追昔抚今的方式，开启了“东方之珠”的历史新页。
“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在香港回归之前的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封面以“香港之死”为题，预言回归之后香港繁荣难再。耸人听闻的标题党，见怪不怪的有色镜，一时间领衔为西方部分舆论“唱衰”香港的急先锋。维多利亚港的波涛毫不理会，卷着雄辩的浪花，径自奔流。
二十年弹指一挥。站在太平山上，看“世界三大夜景”之一的维多利亚港盛况，溢彩流光，美轮美奂，“香港之死”的谬论，懒得一驳。
恰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香港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见的。“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香江传奇，精彩继续。
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1974年5月25日，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对香港问题做过这样的表态：“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一动不如一静。毛泽东自信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必然能够找到妥善办法适时收回香港。
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邓小平手上。
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时，坚定地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此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在附件一全文刊出了体现“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的方针政策。正是这一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才性的构想”，开启了香港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实践。
紫荆花开20年。“一国两制”成功践行20年。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说，20年来，中央管治香港，中央政府、内地各有关方面、香港特区处理香港事务，都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办事，都以“一国两制”作为总遵循。“香港回归后，已顺利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了有效管治”。
回望20年，中央一直立足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一脉相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香港发展新情况，审时度势，稳妥应对，领导对港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践行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说，“一国两制”作为一项伟大事业，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成为中央政府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篇章。
紫荆花开20年。祖国念兹在兹20年。每当香港特区遭遇重大困难，中央政府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祖国人民总是在第一时间挺起坚强后盾。
香港回归不久，金融风暴席卷亚洲。1998年8月，国际金融大鳄狙击港币，联手操纵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扰乱香港金融秩序，港股一泻千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危急时刻，中央政府果断决策，郑重宣布：坚决支持特区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特区政府果断投入上千亿港元，打响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国际炒家铩羽而归。
谈起2003年的非典疫情，尽管14年过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语气依然沉重：“每天看着死亡数字报上来，非常难过。”在这紧急时刻，祖国及时伸出援手，中央领导问他，香港需要什么帮助，他汇报说，医疗物资不足，“街上的口罩都不够，什么都用完了，糟糕得不得了，着急得不得了。”很快，中央政府倾尽全力，克服各种困难，向香港无偿提供药品和防护用具。短短几天，清单上的所有货物集中在深圳移交给特区政府。
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在湾仔一家钟表行服务31年的黄兆佳，回忆当时的情形仍心有余悸：“店里常常空荡荡的，店员都比客人多……”很快，祖国送来支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之际签署，这份“大礼”，饱含着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维护繁荣稳定的关切和决心。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支持内地企业到港上市、批准香港银行在港办理人民币业务、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区域合作……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也为香港预留了席位，“国家所需，香港所长”，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
祖国对香港的关怀是全方位的。当香港同胞在海外遭遇印度洋海啸、埃及车祸、所罗门骚乱等危难时刻，中央领导同志总是在第一时间指示有关部门全力以赴救助。
2012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一个多月，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习近平明确表态：“大家都很关心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重申：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的政策也不会变。”三个“不会变”，向港澳各界传递了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坚强决心。
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切。2014年6月10日，中央政府首次就香港问题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说：“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巨大成就，明确提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概念，起到了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8·31决定’，确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核心要素和程序规则，确保普选的正确方向；指导、支持香港特区依法处置非法‘占中’活动，维护了香港社会的法律秩序；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104条，遏制、打击‘港独’势力，维护了基本法权威和香港法制。”
见素抱朴，不忘初心。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会见梁振英时强调，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