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教材”实现预防腐败目的
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不但集中“亮相”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被写入了十八届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
2015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工作报告中透露,过去一年,中央纪委已汇编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一些省区市和中央部委也汇编了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忏悔录,作为“活”教材,开展警示教育。
根据公开资料,这是十八届中央纪委首次提及忏悔录并用于警示教育。
2015年2月25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了“忏悔与剖析”栏目,发布《变了味的“奖金”——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案件透视》一文,披露、剖析落马官员的忏悔录。
根据通报,张引接受下级发放的“拆迁奖金”,平均每个月两三万元；他还滥用职权,巧立名目,擅自发放已明令取消的奖金。
张引反思自己“拿党纪国法当儿戏”,希望“干部们能以我为戒,贪官们能看到我的前车之鉴,扪心自问,早些收手”。
在张引之后,2015年“忏悔与剖析”栏目陆续公布了多名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录,其中包括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等。
中央纪委此举的作用立竿见影。
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中央印发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部分省市县党委书记违纪违法案件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违纪问题的党员干部5400余人。”
2016年5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专门刊发文章称,要对忏悔录进行归纳整理,使之成为活教材。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不能白付,必须严肃认真地反思。很多违纪党员干部向党组织写了忏悔录,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深刻教训,对此不能讳莫如深。
“要对忏悔录进行归纳整理,对其中的建议进行汇总,深刻剖析问题症结,把问题回收,使忏悔录成为党员学习党章、尊崇党章的活教材。”文章总结说。
2017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进一步指出,要系统整理、充分利用(忏悔录),在各级党校开设警示教育课程,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发给原单位党委(党组),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至此,汇编整理忏悔录已经连续3年写入中央纪委全会工作报告。
杜治洲认为,中央纪委全会高频度重申忏悔录的重要作用,主要目的还是通过“麻雀”的自我解剖,使领导干部从内心深处认识腐败的巨大危害,从行为上坚决远离腐败。
宋伟说,中央纪委全会连续3次明确提及忏悔录及其警示作用,在前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大量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背景下,体现了中央更为注重对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也体现了中央通过廉洁教育实现预防腐败的策略。
体现中央反腐败治本战略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公报提出,“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
对此,在国务院新闻办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在中央纪委的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逐步公开”。
公开忏悔录,就是要发挥其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201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忏悔录作为反面教材,认真开展警示教育。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刊发文章称,党员干部看忏悔录时,都应把自己摆进去,从别人的忏悔中发现廉政风险点。换位思考“如果我遇上这样的事会怎么做”,警醒自己“我会不会变成案中人”。
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忏悔录的公开,说明中央在保持高压反腐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在未来的反腐败格局中,有效的廉洁教育将成为构筑“不想腐”堤坝的重要基础。
对忏悔录进行归纳整理,还有助于我们堵塞漏洞,扎紧制度笼子。
2017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次刊文提及忏悔录时透露,2016年,中央纪委机关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时,梳理了《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忏悔录》中的深刻反思,提炼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
杜治洲认为,标本兼治是中央一直坚持的反腐败战略方针,尤其是在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治本应当提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央纪委高频度重申忏悔录,正是反腐败治本战略的体现。”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方面,通过忏悔录起到弱化腐败动机的作用；另一方面,从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漏洞或制度缺失,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有利于减少腐败机会,达到治本的目的。”
此外,宋伟建议,忏悔录作为廉洁教育的主要形式,在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的运用过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地将撰写和公开忏悔材料制度化,以进一步推进警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