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焦虑

无论如何,在上海占比10%的民办小学,确实搅动了基础教育的池水,且势头十足。而让这种改革尝试备受关注的,是处于焦虑中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

这种焦虑,在育儿论坛里比较多见。

彼此不认识的家长,因育儿论坛加入了育儿微信群,每天分享孩子的学习进度。“孩子会数字100以内的加减了。”“孩子学完两册口语书了。”“看,我孩子今年的试卷累积起来有10公分了。”

在育儿论坛上,处处可见类似的帖子:《2022年幼升小,现在该做哪些准备?》如果三岁孩子没有报补习班,没有开始学习英语,发帖请教的孩子家长会被别人批评为无知、拖孩子后腿。

一名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的家长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本来打算让孩子读公办小学,泡了几天论坛,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民办小学。

这种因家长聚集而生并不断蔓延的焦虑,放大了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比如两者的差距本来只是私立学校每周多两节英语课,经放大后很可能成了决定小升初结果的重要因素。而一旦上升到后一个层面,私立学校就不仅仅是一个选项,而是必争之地。

家长的焦虑一旦产生,就会不断生长,因为它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小学多上几节英语课,与十多年后的高考甚至就业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就会倾向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没人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万一将来有用呢”或者“至少不会有啥坏处吧”,成为很多家长选择的逻辑。

有的家长坦承,现在所做的一切,即便将来没有用,至少让自己不后悔。

一位教育学者说,在小升初问题上,家长遇到的是一个“无解的焦虑”,因为没有人能说清楚现在所做的事与10年后的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时,理性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家长的焦虑很容易扩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最后每个人都顾虑重重。

“看了这么些帖子,我都恐婚恐育了。”在上述着名的育儿论坛上,有一个人潜水数日,发了一条回帖。

上海家长周腾将家长此举比喻为“军备竞赛”。过去,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各自保密、偷偷进行,而如今家长的军备竞赛则早已公开、透明,每天在各类公开平台发布信息。

“当别人在朋友圈炫耀说,他家孩子已经造出几十个核弹了,你的孩子却还在研究土法制地雷,你觉得你会不焦虑吗?”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算他不被四通八达的网络信息所左右,也无法抵抗亲朋好友、同学家长的质疑。

周腾的孩子原先上公办幼儿园。他和妻子托关系,走访、考察了几所出名的民办学校,最终决定让孩子进入民办学校。

周腾是别人眼里的人生赢家,他和妻子都毕业于国际知名大学,拿了上海户口,进入世界500强公司工作,家底殷实。有了孩子后,他担心孩子的天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又担心孩子学无所成,无论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他都和妻子详细讨论,力求周至。

周腾的焦虑,也被人称为中产阶级焦虑。因为超乎其上的人有门路,而低于其下的人没那么在意,只有很在意此事又缺少门路的中产,才会深陷其中。

在上述知名育儿论坛上,常有家长表示,自己太焦虑了,不想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怕孩子受到影响,但又难以自已。

在讨论孩子升学的最优路径的帖子里,一名家长说,上海和北京的教育厮杀十分残酷的原因之一是,能在这两个城市立足的家长,往往是有着几代人积累的本地“土着”,以及经过激烈竞争留下的新上海人、新北京人。“对手的素质决定了竞争的难度。”

这些高素质的竞争对手们,大多都有身份自觉,不认为自己的孩子会比别人差一些。优质民办小学的录取率仅有5%,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的孩子注定是95%中的一员。但让家长承认且正视这一点,却十分困难。他们更愿意相信,经过努力,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成为那5%。

在“军备竞赛”的环境之下,千人一面的课外辅导班,成为家长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2017年寒假期间,夏惠贤让自己的学生回乡做抽样调查,了解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有多少在进行补习。结果数字惊人地高。上海有95.2%的家长给孩子报了补习机构,四川、江苏也都超过了94%。

前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对家长的这一心态十分无奈:“现在的家长,心态越来越不好,而且他们会倒逼学校。”

孩子入学后,家长们会早早进入同一个微信群,分享着各自打听来的消息,比如某某学校在用什么英语教材,某某学校上课是什么进度,那些“牛蛙”流行去哪里补习,哪些课外辅导读物十分热门。这些消息也会影响到这个班的授课老师和班主任。

这位教育主管部门人士认为,即便在民办资源发达的城区,优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但深陷焦虑中难以自拔的家长,下意识地将民办小学捧上了神坛。

有学者表示,在家长细密地计算下被教育出来的学生,恐怕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这一诉求已体现在每一次家长的选择里。但自己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周腾认为,社会在分化,而教育要满足现实,也要进行分化。

“社会竞争在加剧。而层层筛选的升学制度,无非是将残酷而激烈的社会竞争,(从职场)提前到高考甚至幼儿园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孩子早点了解社会的真相,为未来的竞争做好准备,有什么不好吗?”

周腾还认为,当教育投入的需求普遍存在时,仅仅批评和控制民办教育,只是“节流”,并没有真正地“开源”。

公立突围

上海的教育主管部门显然也看清了幼升小的态势。前述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主管部门已不得不采取很多相应的对策,想办法控制或减缓这一进程。

“一个行政命令后,跟着第二个、第三个命令。你会觉得,教育在这两年一直处在强大的行政命令之下,大家都很疲惫、很累,但是又都没有办法。”

教育主管部门会将那些容易出成果的资源,向公办学校倾斜,只给予民办学校一些基础性的资源。同时,民办学校还被要求回馈社会。

以徐汇区为例,民办小学大多都被要求托管薄弱的公立小学。有的是两个小学共用一个校长,民办学校将自己的教师、科研资源的一部分共享给公办学校。还有的是两校执行层面的人比如教导主任、年级组长进行沟通,共享试卷、共同参加活动等,并推进公办学校的改革。

委托托管通常持续五年,区教育局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进行监测,查看效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提出,上海应效仿其他地区,对民办学校进行摇号入学。但上述不具名的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坦言,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民办学校进行博弈。另外,在操作层面仍有很多问题,比如拿出多少生源进行摇号等。

公办学校自身也在尝试进行改革,以求突围。

张敏被调任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时,该校已经走了一些教学骨干。静安区与徐汇区不同,当时静安尚未和闸北合并,是全上海最小的城区,仅有小学12所,其中1所民办,11所公办。在成为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之前,张敏是静安区唯一的民办小学——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的校长。

静安区的公立小学并不缺钱。在与闸北区合并之前,该区投入的教育经费已达到每年16.05亿元,其中义务教育经费7.06亿元。在该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免收学费、书本费,素质教育服务费也由区教育局买单。学校组织看电影、外出活动都不用家长掏钱,在学校喝的桶装水也是免费的。

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能留住老师,并激发出他们的动力。张敏的办法是,找到他们的兴奋点。

张敏到了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后,和全校90名教师一一谈话,了解每位老师的特点,并倾听他们的诉求。有的教师希望评职称,有的想承担大型课题,有的想多发表论文,有的则希望上一节区里的公开课。

张敏接下来能做的,就是按照每位老师的需求,为他们规划职业路径,并提供实现目标的平台。他希望这是学校改革的开始,先让老师队伍稳定,然后通过激发他们的兴趣,让这个团体“像打了鸡血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腾为化名)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