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异军突起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
当年夏天，上海长宁区新世纪中学和新世纪小学、黄浦区明珠高中、闸北区杨波中学和杨波外语小学从公立中小学转制，被称为公立转制学校。
之后几年，公立转制学校不断增加。这些学校自筹经费，教师自聘，法人自主管理。政府负责前三年的基本办学经费，三年后断奶，但学校的公办性质不变。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学校急需改革，尤其是作为改革前沿的上海，大家都对下一代教育有着急迫的需求。但在公立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改革，难以突破“铁板一块”的状态。
另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当时，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发达国家水平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享受着公立资源，却能由学校自主管理、自筹经费的公立转制学校，无疑是可以进行教育改革的阵地，也能释放政府的一部分压力。这些进行转制的公立学校，也往往不是那些声名在外、实力雄厚的学校，而是一些基础薄弱的学校。
政府为这些学校提供了场地、校舍，租金极低，并且在建校之初给这些学校提供了一笔经费。比如，闸北区在1993和1994年给杨波中学拨款50多万元，长宁区在1995年给新世纪小学资助了50多万元。
为了鼓励一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和师范毕业生去公立转制学校工作，各区教育局采用了“借调”的方式，即教师档案、工作关系挂靠在公办学校，编制在区教育学院，工作时间算教龄，工资则由这些公立转制学校解决。
为了给各个公立转制学校打响牌子，几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接近退休年龄的资深校长，被各区教育局邀请去这些学校担任校长。比如，徐汇区向阳小学两位十分着名的校长王小平和吴瑞莲，就前往身为公立转制学校的世界外国语小学，主导了建校工作。
世外的校舍已建好了两年。之前，这是一个新小区的配套学校，但因为小区地处偏远，入住率低，校舍空置了两年，没有校长愿意前往建校。公立转制之后，王小平和吴瑞莲都被这种新模式打动，愿意前去试一试。
当时学校杂草丛生，空空如也，办公桌椅是从向阳小学借来的，最初的六名老师也是从向阳小学动员来的。而他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生源。公办小学就近入学，学校不会存在吃不饱的现象。公立转制小学没有对口区域，靠什么来招生呢？
第一年，世外决定招120人，全部满额。其中有20多名来自向阳小学，来报名的学生家长都是冲着两位校长的名声来的。
但王小平很清楚，靠校长的名声并非长久之计，公立转制学校的招生需要靠更清晰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等。
学校成立之初，世外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展开合作，后者将世外作为研究基地，研究这所新学校的软件建设。目前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夏惠贤教授当时是一名讲师，他受领导指派，接下了这个任务。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的公办转制学校尚未大张旗鼓地谈学校的办学理念等问题，只有少数教育工作者思考这种问题。在相关专家和两位校长多次沟通之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决定摈弃传统意义上的唯分数论，将学生培养成国际型人才。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十余年，上海浦东已开始开发，定位是面向世界。如今十分常见的“国际型人才”的口号，在当年的上海十分新鲜，却又符合城市定位。
夏惠贤用一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做出很详细的方案。这里边，英语教学成了世外小学的一大优势。在公办学校，根据教学大纲，英语课通常一周两节，而世外决定，一周开设六七节英语课，给学生营造英语口语的环境，保持英语学习的连贯性。
为了吸引教师，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学校尝试对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多劳多得。专家和家长都会来学校听课，给教师打分，教师会获得相应的补贴。竞争机制的形成，使得每个教师都不敢懈怠。不过，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当时的教师人数并不多，往往是一个老师兼任了两三个班的教学工作。
短短几年内，像世外一样的不少公立转制学校，都因为办学自由度较大，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教学形式改革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色，吸引了大量的家长前来报名。
最初，公立转制学校被允许通过笔试挑选学生。虽然它的学费高于公办学校，仍有不少家长慕名而来，优质生源也因此进入了各个公立转制学校。
这些学校的口碑逐渐打响，良性循环形成。三年“断奶期”结束之后，学校的运行也进入正常轨道。
截至2001年底，上海市的公立转制学校共有76所。
当时，一名公办学校的校长被区教育局调入一所着名公立转制学校任负责人，不同于10年前的刚起步时期，她被要求，必须将公立转制学校办成最好的。
“当时，这所学校已经是一块牌子了，我的压力在于，不能让学校掉价，所有的活动，都不能给这个学校丢脸。要让学生、家长都以我们学校为荣，我们要为了这种荣耀去奋斗，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种荣耀。”
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明显感觉到公办和公立转制学校的区别。前者容易懈怠，“扑腾不起来”。后者则在自身的生存压力之下，不断向前冲，学校带头人会不断思考，哪里还能向前再推进一点。“在家长心里，我们这种学校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极限，永不停歇。”
返公还是还民？
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国务院为此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这二者都使得非公非民的公立转制学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必须明晰产权，选择成为公立或者民办。
此时，经过多年发展，上海的公立转制学校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相比公立学校，他们有着更自由的办学体制，有经过挑选的生源和更高的收费；相比民办学校，公立转制学校的土地、校舍租金十分低廉，且教师拥有编制。
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2005年4月，上海市教委成立“转制学校进退方案研究”课题组，探讨转制学校是返公还是还民，以及这样做的标准。
根据课题组的中期报告，他们认为，并非所有转制学校都可以转变为民办学校，必须是其中办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社会声望高、体制改革效益显着的转制学校，才能进行转换。同时，学校应有足够的非财政性资金收入，换言之，学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应使该校能自如地运转。
课题组提出了几条关键性的政策。比如，在师资方面，应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老教师享有原先的编制，新教师则不然；在场地方面，校舍和土地依然国有，但这类学校可以享受优惠租赁政策。
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最好还是不超过该阶段所有学校的十分之一。以徐汇区为例，当时徐汇区共有40所小学，其中，盛大花园小学从成立之初就是民办小学，另外还有5所公立转制小学。按照比例，徐汇区的民办小学数量最好是4所及以下。
上海教育界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5所转制学校中，一所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一所在转制后发展情况一般，后来这两所学校都转回了公办。剩下的3所发展较好的公立转制学校转为民办小学，与盛大花园小学共同成为徐汇区的4所民办小学，即至今十分热门的世外、盛大、逸夫和爱菊小学。
转制学校成为民办学校，需引入资本。资本可以来自企业、基金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投资可以由一个主体完成，也可以由多个主体完成。不过，课题组的中期报告认为，单一股份制下的董事会组成比较简单，代表的利益对象也比较清晰。
公立转制学校转为民办的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而有实力也有意愿的资本不在少数。就世外来说，2005年，徐汇区教育局与区内多个纳税大户商谈，有几家公司都表现出了兴趣。
当时任世界外国语中学校长的徐俭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徐汇区教育局提出了几条要求。首先，任何出资接盘公立转制学校的主体，都应让该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去，平稳过渡；其次，两位德高望重的创办人应被允许在该校继续任职；第三，出资主体需曾对教育做出过贡献，有教育情结。另外，转为民办之后，学校土地、校舍的国有性质不变，学校租借使用。同时，学校原有的师资全部留下，既有编制保留。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均瑶集团成为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世界外国语中学的出资方。一名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王均瑶的孩子恰好在世外小学读书，王均瑶本人对世外也比较认可，这促使均瑶集团出资世外。
几位知情人士都未透露当时均瑶集团的具体出资数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后，除了土地、校舍租金由均瑶集团支付，世外小学和初中的一切运营，仍然靠收取学生的学费。
过去，每一所公立转制学校都有董事会，由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学生家长等组成。成为民办学校之后，董事会由等额的校领导和等额的出资方代表构成。另外，区教育局会派出一名有经验的退休老校长出任独立董事，在以上双方想法出现分歧、票数不相上下时，独立董事可进行第三方判断。
转为民办之初，因新招聘教师不再有编制，校长徐俭担心，这是否会对应聘者造成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确实出现了问题。成为民办的第一年，学校的师资招聘不甚理想，出现了断层。不过，因为此前世外名声在外，老教师也未离开，生源并未受到影响。几年之后，师资招聘也恢复正常。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转为民办之后，世外进行成本核算发现，如果不是每两年调整一下学费的话，学校的运转就会有一些紧张。2016年，徐汇区四所民办小学的收费，每学期在1.3万元到1.5万元之间，一年将近3万元。
良性与恶性循环
公立转制小学转为民办小学之后，生源的优先挑选原则依然没有改变，但已受到了很大限制。在2000年前后，民办学校的执笔考试取消。2003年前后，有学科类倾向的面试改为面谈。
每年5月，上海全市各民办小学都会进行学生面谈，挑选合适的生源入读一年级。上海市教委要求各民办学校上报面谈试题，校长须签字承诺，一旦发现面谈中有学科类倾向，校长将被问责。
即便如此，如今的面谈仍考察学生的短时记忆力、反应能力、外语模仿力等，这些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民办小学优先挑走。
而根据民办小学的收费标准，一年3万元的学费，以及一系列课外辅导班的费用，显然不是收入低的家庭可以承担的。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社会的阶层分化将会提前至7岁。
他认为，根据家境的好坏、自身的优秀与否，适龄儿童可以分为四类。其中，家境好、自身优秀的孩子以及家境好、不太优秀的孩子，都进入了民办小学。前者通过面谈被选入，后者则通过“关系”等途径进入。
他曾听说，某民办小学的投资方将进入该小学的名额送给合作公司，使得双方在公司主营业务上互惠互利。不过此说法未得到该民办小学和该公司的确认。
反观那些家境不好的学生，无论聪明与否、成绩好不好，都会因为支付不起民办小学的学费，只能进入公办小学。而上海对公办小学的生源实行就近入学原则，选择报考民办小学的家长，也会给自己的孩子考虑退路，早早购置昂贵的学区房。因此，对于家境不好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的去向就是家长口中的“菜场小学”。
“菜小”是一个专有名词，指没有入学门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很大比例的小学。
一名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对夏惠贤的看法不太赞同。这位人士认为，上海的生源始终在增长。比如，目前，徐汇区的一年级学生有9400人，他们估计，接下来该区的新生人数会过万。由于4所民办学校的招生名额始终控制在1100人左右，因此会有更多的尖子生留在公办学校。
不过，这位人士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在他们眼中，公办小学分三类。第一类小学，生源有保证，学校不断接任务、不断尝试、不断研究，不比民办小学差；第二类小学稍差一些，排名中等；第三类小学则比较弱，因划片原因，生源不好，久而久之，只做保底工作，不思进取。
不进取的原因与教师工资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上海市的统一标准，全市公办小学的教师工资相差不大，年薪在10万元左右。
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的是，如今的公立学校早就没有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根据国家规定，教育经费需占GDP的4%。上海市在2012年作出规定，教育支出应占上海市全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15%。
此前曾担任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副局长的夏惠贤记得，2012年，长宁区区内共有6万名中小幼学生、6000名中小幼教师、7000名退休老师。根据公开数据，当年，长宁区的教育支出为16.4亿元，夏惠贤说，这些经费完全能负担得起教师待遇、学校的基础建设等。曾有人开玩笑说，经费用不完，校门墙壁都刷了好几遍。但因公办学校的教师工资由人保局统一发放，学校多余的经费也无法用在这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当民办小学以两倍的工资来优秀的公办小学挖人的时候，有一些教师选择了跳槽。
同时，较弱小学的教师，却因为工资尚能维持温饱，即便个人努力工资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而陷入既不离职也不提升学校教育水准的温吞状态，懒散度日。有的校长希望改变这一局面，但在公立小学内推动起来很难，尝试了几次后也就作罢，此类小学逐渐陷入恶性循环。
前述教育主管部门人士表示，在生源形成恶性循环、工资没有太大区别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希望这些老师“想尽办法对学生好一点，起码良心上要过得去”，但沟通也不见得有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着各方面优质资源的民办小学，已形成了良性循环。优质师资带来优质生源，因此形成的口碑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学校也得以从容地挑选生源。
目前担任上海均瑶集团世外教育集团总经理的徐俭，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民办教育的职能之一是为公办“补位”，而细化到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中学来说，定位是“精英教育”，世外的口号是“为世界未来培养精英”。
有教育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义务教育是强制性教育，每个孩子都应得到好的发展，而精英教育显然不是这类普世的教育。
夏惠贤的看法更为直白。他认为，民办教育至今已有些异化，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假如放任这种现状继续发展，不久后的将来，对家境不富裕的学生来说，从小就由家境决定了社会阶层，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十分渺茫。
徐俭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学校是符合一小部分人需求的学校，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定位，“一个孩子可能需要责任感教育，行为习惯、气质形态的教育，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但不是全民都需要。”
至于阶层分化问题，他则认为，全世界民办学校的受众都比公办学校的受众平均收入高，因此民办学校的生源看起来整齐一些，这是很正常的。
一名将孩子送入民办学校的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的孩子是他人眼里的“天才儿童”，之前，孩子接受的就是基础性的、保底的教育，孩子明显觉得索然无味，“吃不饱”。而进入民办学校仅仅两个月，孩子明显觉得融入了集体，也开心了许多。“如果强制这一类孩子只能接受保底教育，那对他们难道不是另一种‘教育不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