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公还是还民？
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国务院为此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这二者都使得非公非民的公立转制学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必须明晰产权，选择成为公立或者民办。
此时，经过多年发展，上海的公立转制学校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相比公立学校，他们有着更自由的办学体制，有经过挑选的生源和更高的收费；相比民办学校，公立转制学校的土地、校舍租金十分低廉，且教师拥有编制。
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2005年4月，上海市教委成立“转制学校进退方案研究”课题组，探讨转制学校是返公还是还民，以及这样做的标准。
根据课题组的中期报告，他们认为，并非所有转制学校都可以转变为民办学校，必须是其中办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社会声望高、体制改革效益显着的转制学校，才能进行转换。同时，学校应有足够的非财政性资金收入，换言之，学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应使该校能自如地运转。
课题组提出了几条关键性的政策。比如，在师资方面，应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老教师享有原先的编制，新教师则不然；在场地方面，校舍和土地依然国有，但这类学校可以享受优惠租赁政策。
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最好还是不超过该阶段所有学校的十分之一。以徐汇区为例，当时徐汇区共有40所小学，其中，盛大花园小学从成立之初就是民办小学，另外还有5所公立转制小学。按照比例，徐汇区的民办小学数量最好是4所及以下。
上海教育界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5所转制学校中，一所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一所在转制后发展情况一般，后来这两所学校都转回了公办。剩下的3所发展较好的公立转制学校转为民办小学，与盛大花园小学共同成为徐汇区的4所民办小学，即至今十分热门的世外、盛大、逸夫和爱菊小学。
转制学校成为民办学校，需引入资本。资本可以来自企业、基金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投资可以由一个主体完成，也可以由多个主体完成。不过，课题组的中期报告认为，单一股份制下的董事会组成比较简单，代表的利益对象也比较清晰。
公立转制学校转为民办的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而有实力也有意愿的资本不在少数。就世外来说，2005年，徐汇区教育局与区内多个纳税大户商谈，有几家公司都表现出了兴趣。
当时任世界外国语中学校长的徐俭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徐汇区教育局提出了几条要求。首先，任何出资接盘公立转制学校的主体，都应让该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持续下去，平稳过渡；其次，两位德高望重的创办人应被允许在该校继续任职；第三，出资主体需曾对教育做出过贡献，有教育情结。另外，转为民办之后，学校土地、校舍的国有性质不变，学校租借使用。同时，学校原有的师资全部留下，既有编制保留。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均瑶集团成为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世界外国语中学的出资方。一名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王均瑶的孩子恰好在世外小学读书，王均瑶本人对世外也比较认可，这促使均瑶集团出资世外。
几位知情人士都未透露当时均瑶集团的具体出资数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后，除了土地、校舍租金由均瑶集团支付，世外小学和初中的一切运营，仍然靠收取学生的学费。
过去，每一所公立转制学校都有董事会，由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学生家长等组成。成为民办学校之后，董事会由等额的校领导和等额的出资方代表构成。另外，区教育局会派出一名有经验的退休老校长出任独立董事，在以上双方想法出现分歧、票数不相上下时，独立董事可进行第三方判断。
转为民办之初，因新招聘教师不再有编制，校长徐俭担心，这是否会对应聘者造成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确实出现了问题。成为民办的第一年，学校的师资招聘不甚理想，出现了断层。不过，因为此前世外名声在外，老教师也未离开，生源并未受到影响。几年之后，师资招聘也恢复正常。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转为民办之后，世外进行成本核算发现，如果不是每两年调整一下学费的话，学校的运转就会有一些紧张。2016年，徐汇区四所民办小学的收费，每学期在1.3万元到1.5万元之间，一年将近3万元。
良性与恶性循环
公立转制小学转为民办小学之后，生源的优先挑选原则依然没有改变，但已受到了很大限制。在2000年前后，民办学校的执笔考试取消。2003年前后，有学科类倾向的面试改为面谈。
每年5月，上海全市各民办小学都会进行学生面谈，挑选合适的生源入读一年级。上海市教委要求各民办学校上报面谈试题，校长须签字承诺，一旦发现面谈中有学科类倾向，校长将被问责。
即便如此，如今的面谈仍考察学生的短时记忆力、反应能力、外语模仿力等，这些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民办小学优先挑走。
而根据民办小学的收费标准，一年3万元的学费，以及一系列课外辅导班的费用，显然不是收入低的家庭可以承担的。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社会的阶层分化将会提前至7岁。
他认为，根据家境的好坏、自身的优秀与否，适龄儿童可以分为四类。其中，家境好、自身优秀的孩子以及家境好、不太优秀的孩子，都进入了民办小学。前者通过面谈被选入，后者则通过“关系”等途径进入。
他曾听说，某民办小学的投资方将进入该小学的名额送给合作公司，使得双方在公司主营业务上互惠互利。不过此说法未得到该民办小学和该公司的确认。
反观那些家境不好的学生，无论聪明与否、成绩好不好，都会因为支付不起民办小学的学费，只能进入公办小学。而上海对公办小学的生源实行就近入学原则，选择报考民办小学的家长，也会给自己的孩子考虑退路，早早购置昂贵的学区房。因此，对于家境不好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最终的去向就是家长口中的“菜场小学”。
“菜小”是一个专有名词，指没有入学门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很大比例的小学。
一名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对夏惠贤的看法不太赞同。这位人士认为，上海的生源始终在增长。比如，目前，徐汇区的一年级学生有9400人，他们估计，接下来该区的新生人数会过万。由于4所民办学校的招生名额始终控制在1100人左右，因此会有更多的尖子生留在公办学校。
不过，这位人士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在他们眼中，公办小学分三类。第一类小学，生源有保证，学校不断接任务、不断尝试、不断研究，不比民办小学差；第二类小学稍差一些，排名中等；第三类小学则比较弱，因划片原因，生源不好，久而久之，只做保底工作，不思进取。
不进取的原因与教师工资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上海市的统一标准，全市公办小学的教师工资相差不大，年薪在10万元左右。
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的是，如今的公立学校早就没有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根据国家规定，教育经费需占GDP的4%。上海市在2012年作出规定，教育支出应占上海市全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15%。
此前曾担任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副局长的夏惠贤记得，2012年，长宁区区内共有6万名中小幼学生、6000名中小幼教师、7000名退休老师。根据公开数据，当年，长宁区的教育支出为16.4亿元，夏惠贤说，这些经费完全能负担得起教师待遇、学校的基础建设等。曾有人开玩笑说，经费用不完，校门墙壁都刷了好几遍。但因公办学校的教师工资由人保局统一发放，学校多余的经费也无法用在这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当民办小学以两倍的工资来优秀的公办小学挖人的时候，有一些教师选择了跳槽。
同时，较弱小学的教师，却因为工资尚能维持温饱，即便个人努力工资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而陷入既不离职也不提升学校教育水准的温吞状态，懒散度日。有的校长希望改变这一局面，但在公立小学内推动起来很难，尝试了几次后也就作罢，此类小学逐渐陷入恶性循环。
前述教育主管部门人士表示，在生源形成恶性循环、工资没有太大区别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希望这些老师“想尽办法对学生好一点，起码良心上要过得去”，但沟通也不见得有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着各方面优质资源的民办小学，已形成了良性循环。优质师资带来优质生源，因此形成的口碑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学校也得以从容地挑选生源。
目前担任上海均瑶集团世外教育集团总经理的徐俭，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民办教育的职能之一是为公办“补位”，而细化到世界外国语小学和中学来说，定位是“精英教育”，世外的口号是“为世界未来培养精英”。
有教育界人士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义务教育是强制性教育，每个孩子都应得到好的发展，而精英教育显然不是这类普世的教育。
夏惠贤的看法更为直白。他认为，民办教育至今已有些异化，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假如放任这种现状继续发展，不久后的将来，对家境不富裕的学生来说，从小就由家境决定了社会阶层，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十分渺茫。
徐俭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学校是符合一小部分人需求的学校，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定位，“一个孩子可能需要责任感教育，行为习惯、气质形态的教育，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但不是全民都需要。”
至于阶层分化问题，他则认为，全世界民办学校的受众都比公办学校的受众平均收入高，因此民办学校的生源看起来整齐一些，这是很正常的。
一名将孩子送入民办学校的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的孩子是他人眼里的“天才儿童”，之前，孩子接受的就是基础性的、保底的教育，孩子明显觉得索然无味，“吃不饱”。而进入民办学校仅仅两个月，孩子明显觉得融入了集体，也开心了许多。“如果强制这一类孩子只能接受保底教育，那对他们难道不是另一种‘教育不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