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约好的采访时间提早抵达朱清时在中科大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与一位学生交谈。
已是中年人的学生不无骄傲地说，自己是朱清时的第三个学生，现在正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任教。
70岁的朱清时，身穿有些发旧的深色羽绒服，坐在被书报资料、纸笔砚台占据的书桌前，笑容和蔼。
说起学生时，他的笑容更盛，甚至掏出手机，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展示他心满意足的“作品”——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他们当中，有的仍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的名校深造，有的刚刚投身职场。
2008年前，朱清时是老牌名校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这所已有近60年历史的学校以科研实力、少年班著称；2009年之后，朱清时成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身靠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彼时仍在争取教育部的建校批文。
南科大的五年，让朱清时获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关注和压力。
从这所大学还挂着“筹”字开始，社会盯着它的一举一动。社会上众多的审视，不乏严厉与苛责、悲观与失望，压在朱清时身上。他向澎湃新闻形容，南科大这五年是“连跑带爬”、“很幸运顺利结束了”。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201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达到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面对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顶层设计者、参与者们依然面临着“钱学森之问”的拷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朱清时说，自己去南科大的原因，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
他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回忆，2009年，在答应担任南科大校长之前，老朋友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和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专门对他说：“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这番话触动了他。
南科大的“教改”留待历史评价。从中科大到南科大，老校长在教育工作一线十五载，其思考对于现在和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意义却是无比重要的。
但朱清时对澎湃新闻说，“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不去正视它。”
谈学森之问——
“在新时代重试西南联大的做法”
澎湃新闻：您曾经表示去南科大任职是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上任前在一封给当时南科大筹建办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当时您刚从中科大离任不久，我想知道您当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看法，认为它存在哪些问题，所以提出了这四个要求。
朱清时：我是2008年9月份卸任中科大校长，他们是2009年春节来找我，等于我刚一卸任就来找我了。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因为我的经验，觉得中国教育有个深层次的简单规律，愿意试一试，可能对教改有帮助。
我首先要说，教育应该多种多样，但是过去几十年我国教育界最关注的是精英教育，大家都在想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何培养拔尖人才。所以我这里说的问题是精英教育中的问题。以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为目标的大众教育另当别论，本来中国教育的大多数应该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这是国家应该有的战略。
国内的一流大学建设，目标都是培养科技拔尖人才，其实道理不复杂，但是谁都不去正视它，过度讨论，把问题说得很复杂。
南科大做的就三点。
第一，学校要凝聚一批好的老师，不是按照职务、职称、头衔来看，而要按照能力和活力，这种人往往是头衔并不高的中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