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爱好在这里”
新京报：最早接触性知识是什么时候？
彭晓辉：我读初中时担任劳动委员，在安排女同学做事时，无意中说了“搞”字，这个字在当地是“性交”的意思。女同学听了后，哭了，骂我流氓。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校长说不在全校作检讨就开除学籍。我就用毛主席著作里的“搞学习”、“搞工作”等词给自己辩护，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我和妈妈说了，扑倒在她怀里哭泣，觉得受到了委屈。从那以后，我对“性”非常敏感。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主动学习性知识？
彭晓辉：大学期间，解剖老师对同一器官有“生殖器官”和“性器官”两种说法，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但是老师没有真正解答我的疑惑，加上初中时候的小插曲，就比别人更加好奇。
那时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对性也有一个基本的知识需求。我在学好医学课程的同时，开始主动查性学的资料，结果就迷进去了，一发不可收拾，感觉自己进入了崭新的知识海洋。
新京报：当时国内的性教育是怎样的？
彭晓辉：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性教育，1994年中国性学会才成立，那个时候中国谁敢提出性教育啊？我也是靠自学，结婚时看过性知识手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开性学课程，当时是国内开始做性教育的第一批人。
新京报：你怎么想到要开设性学课程？
彭晓辉：1987年，我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师，有了开设选修课的资格。我对性学有研究，兴趣爱好在这里，别人开不了这样的选修课。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
新京报：开设时遇到过阻力吗？
彭晓辉：当时预见大学生可能不好意思选，学校是一路绿灯。我就私下做学生工作，先动员学生干部，再动员学生选，因为只有满15人才可以开课，第一次就有40多人报名，第二学期人数就加倍了，后面再也没有为人数担心。
“递套教授”
新京报：你在网上有一个外号叫“递套教授”，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彭晓辉：2011年5月，我在一所大学开讲座，谈到了安全套的使用。我以自己2002年在瑞典访学时了解的一种假设情况举例，这个假设情况是指，如果女孩子一旦遇到强奸，在斗智斗勇逃无可逃时，随身携带的安全套也是保障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座上分析为什么可以使用安全套。后来媒体报道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不明真相的网民就骂声一片，称我为“递套教授”。
新京报：后来反而接受了这个称呼？
彭晓辉：对，我就说这个很好啊，这个头衔我愿意要，这个帽子我戴定了。这件事情过后，我就用这个头衔发了几篇微博，告诉大家安全套怎么使用。这个帽子给我戴着，人家一想到我，就知道“递套教授”，然后就知道安全套可以起到安全和避孕的作用，那么，他就意识到要有负责任的安全性行为。
我愿意接下这个称呼，也是为了更好地去传播安全套的知识。实际上，我把他们那种骂人的含义消解掉了。作为一般的性盲，他们觉得一个人和安全套联系起来就是羞辱，我们专业人员怎么会觉得是羞辱，不可能的嘛！
新京报：你曾提出一种说法：“中国99%的成人都是性盲”，现在还坚持这个结论吗？
彭晓辉：我当然坚持。这个结论说了几年了，在我看来，性盲就是没有在学校系统学习过性学知识的人。
新京报：您认为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性教育比较合适？
彭晓辉：一出生就开始，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性需求，涉及不同的性困惑，是一生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