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火员”
刘海峰性格温和，从小外号“秀才”。刘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语不多，从来不会与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那时，刘海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文弱的大哥会成为舌战群儒的“战士”。
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刘海峰开始研究高考，包括中国古代科举和现代高考制度。
近30年中，恢复高考激起的求知热潮逐渐演变成“唯分数论”，广受诟病。要求废除高考的声音从未断绝。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应试课业压得没有欢乐，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了子女加分而弄虚作假，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2010年，刘海峰在一个教育改革的论坛上公开表达自己对改革的心态。
高考恢复30年时，有学者撰文称，改革开放30年，“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这个论点被刘海峰引用进论文。
他把自己称作“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反对废除高考，主张以统一的刚性指标为主，循序渐进开展多元的考核。
“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写文章一一指出这些言论隐藏的误区。
像个灭火员，哪里燃起一把火，他就搜罗史料，通过辩论试图熄灭一些盲目声音。常常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如果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氛围没有改变，如果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将高考送进坟墓’，不久后也还得将它重新请出来。”他强调。
因为替高考辩护，媒体把他和呼吁素质教育的“激进派”摆在一个版面上，称他为“保守派”。来约稿的编辑一开口就说，“您是极力捍卫高考的一位学者……”他纠正：“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高考的一位学者”。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媒体来采访他，他肯定之余不忘泼冷水：要防止“多元录取”变成“多(银)元录取”、“多权录取”，防止孩子的才学考试竞争蜕变为家长的关系能量竞争。
对社会给予期望的“综合评价”，他也持谨慎的乐观：此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试点效果不错，但他们范围小、有面试，风险可控。大规模的人才选拔，还是需要可以量化的刚性指标，“否则就可能变得功利”。
“故纸堆”的收获
毕业后，刘海峰的同学中，不少成为政商界名人。
刘海峰则延续了第一次迈进图书馆时许下的“梦想”。那时，刚刚结束传阅手抄书的他，看着一排排图书，兴奋地对同学说，日后应有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位列其中：“要著书立说，否则无颜面对马克思。”
发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国内批判多、研究少。在国际上，科举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国内一度无处可寻。
同样是1977级历史系出身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回忆，那时汉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国、俄罗斯，大家都有一种压抑感和使命感，“想把它抢回来。”
从上世纪80年代研究科举制开始，刘海峰先后在伦敦和日本访学。他拿着一本《东京23区书店、图书馆完全指南》，四处高价淘书。他又从英国图书馆检索到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文献，最终考证了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如今，他已出版《科举学导论》、《高考改革论》等专著三十多部。
程方平认为，刘海峰基于史学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讨论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谈：“他不是一味遵从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过考证，厘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研究过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才选拔史就不太会困惑，”刘海峰说，现在遇见的问题大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
2004年8月，他到西藏开学术研讨会时得知，林芝地区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别有25人和57人，各自只有三四个是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和当地考生，其他都是各省市的“高考移民”。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并未带来区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这和科举时代的区域均衡及‘冒籍’问题如出一辙。”刘海峰事后撰文，称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问题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埋头查阅这些“故纸堆”时，他常有意外收获。
比如，一份科举制度中的乡试资料里写道，“参加乡试者，可携带两片人参，提神。”他回忆起40年前那个冬天，自己参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炖了参汤，端到兄弟俩面前。
看到这里，他会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