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印记】 刘海峰收藏的两本毕业纪念册。
“金77，银78”
恢复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进一道光。多年后，刘海峰仍觉得照亮他的这道光有诸多“不可思议”。
1977年高考，竞争空前激烈。刘海峰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文革”前的课本从旮旯里被翻出来，重新成为抢手货。听课的考生挤满了礼堂，连窗户上都坐满了人。
“鱼跃龙门，山川变色，天地为宽。”那时，高考命题、阅卷略显粗糙，但作为重建的人才选拔机制，激发了全社会对知识的热情。
事后，刘海峰才知道，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中国高考历史上最低。
29人里录取1人。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都考上了。
刘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大的汉语言文学。但是，他最终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历史系77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班里有4个人情况类似。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李克强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最后却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凤阳曾轰动一时。
刘海峰后来查阅资料，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这是被时代选中的一代人。他们曾被投向农村，承受磨难。最后，又被时代热烈召回。
在学校，他们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开展人生观大讨论，邓丽君的歌声也漂洋过海灌进耳朵。学校辩论会的题目是“谁是民族英雄”，报告文学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学的目标。
1977级毕业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属单位预定了。刘海峰全班67名同学，十多名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充当主力。因此，民间把这两级大学毕业生戏称为“金77，银78”。刘海峰自己则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为坐标，两条生活的轨道在青年脚下延伸。
在那场改写命运的高考到来之前，刘海峰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他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
弟弟刘海平一直记得大哥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挂上两担稻子，腰都直不了，摇摇晃晃，随时像要摔跤。
“如果当时没考上，没有办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刘海峰说。
下乡知青的“奢望”
在一次艺术和体育类教育招生的调研会上，报告里列出了几种舞弊或不规范的案例。
刘海峰拍着纸上的案例，又在会上调侃，可以增加一个亲身经历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参加过一场美术专业的招生考试。他事后才得知，自己文化成绩排名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没有找任何关系，最终没被录取”。
参会的专家开玩笑：“幸亏30多年前没录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厦门大学，我们还少了一位难得的高考专家。”
大家哈哈一笑过去了。
对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关注和警惕，始终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种基色。
他认为分数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实力”：“面试强调见多识广、谈吐不凡，但现在农村考生缺少见世面和交流的条件。这就是选拔多样人才和维持公平方面的两难。”
当年，他在农村插队时，队里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点，能被推荐读个中专，“就更好了”。
推荐上大学，对当时的刘海峰来说几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龙岩县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冲击，更无关系可走。在队里劳动，别人一天挣10工分，他拼命干，因为不熟练，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来自母亲从任教的中学借出的图书。
轮到他负责看水渠时，知青间传阅的《牛虻》被他一口气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时，他点着一盏油灯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时间知青们猜拳喝酒、抽烟聊天，他一个人关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书呆子”。
那些描写主人公曲折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像别人的酒，被他借来浇了自己心里的块垒。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乡野时，他也不被看好。母亲单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样，“你家这种身份，孩子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
压抑感一直持续到他办理档案转接手续那一天。他拿着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走到耕山队队长家门口时，听见一位一起下乡的干部子弟对队长说，“海峰考上厦门大学，这下可痛快死了。”
“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恢复高考30周年时，有学者在东莞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对公平与公正的追求，成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权力寻租的不安刺激着，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刚性指标为主，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