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水渠工程立项了，摆在黄大发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凑钱。
按照当时的政策，修建这样的工程，国家补助材料、匹配一定资金，村民要投工投劳，须自筹部分资金。算下来，全村９００多人，要凑１．３万元。
当年，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为８０元。
黄大发召开村民大会，提出了每家每户凑钱的要求。作为村支书，他率先拿出了１００元。
修建水渠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当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钱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满是赶着牲口，背着鸡蛋、黄豆、蜂蜜的村民，他们要到附近集市卖了换钱。
村民杨春友说：“盼水盼了几十年，有机会修水渠，家里生活再苦都要支持。”
也有村民反对。以前那条半途而废的水渠是村民心头的伤疤，有的村民说：“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饭吃。”黄大发回答：“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妻子徐开美劝他，晚几年，等大家经济条件好点再修。黄大发说：“修水这事等不得，再难也要上。水不通，大家经济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１．３万元凑齐。遵义县水电局领导感动地说：这不是工程款，是草王坝群众的心！
１９９２年正月初三，大雪天，开工了。
黄大发扛着钢钎，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往山上进发。
每２０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每个桩号按照施工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确定要投劳的人工……
“干部干，群众看。”黄大发说。从材料运输到实地施工，年近６旬的黄大发总是冲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来回步行３６公里到乡镇背回来的。筑渠需要的水泥，也是他亲自到县城“押运”回来的。有一次运水泥车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黄大发担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党员带起头，大家一起干”
修建水渠要经过３座大山、大小９个悬崖、１０多处峻岭，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要从悬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才能通过。
在修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无法测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去。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
吊到悬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时候，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
当时在现场的村民沈秀贵说：“没有黄大发带头，这个工程修不起来。”
有几次，黄大发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修一个隧道时，炮响之后黄大发第一个进洞打钢钎。钢钎拔出来才发现，上面的黄泥赫然粘着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刚开始，装药炸山，由于缺乏经验，黄大发还没走出“雷区”，村民就开始放炮，黄大发情急之下趴在地上，用背篼罩头躲过危险。从此之后，工地上多了一条“安全规则”：炸药发放后以吹哨为令，第一声准备，第二声警告，第三声点炮……
从开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总共花了约３年时间。黄大发说，这么长时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股绳的关键是“党员带起头，大家一起干”。
如今，参与修渠的村民回忆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７２岁的徐开诚说，每天６点刚过，２００多名村民背着钢钎、二锤，带着苞谷干粮出发，下午６点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马驮。冬天，是农闲挖渠的好时节，大家刨开积雪，一寸一寸凿，一尺一尺敲。中午，大家围在一起，找几把干柴点燃取暖，烤土豆当午饭。为了早一天通水，有些群众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间，黄大发的女儿和孙子相继因病去世。有一年年关将近，黄大发把家里的猪卖掉得了１００多元钱，徐开美以为是给女儿买药的钱，结果黄大发拿去垫钱买了修渠炸药。
“埋怨有什么办法，家里扯他后退，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徐开美说。
“这水渠是工程奇迹”
１９９４年，水渠的主渠贯通。
清清粼粼的水，第一次满满当当地流进了草王坝村，流进了亘古干旱的坡地。
村里孩子们跟着水流跑，村民们捧着清澈的渠水大口大口地喝：“真甜啊，真甜！……”
从来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这眼泪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１９９５年，一条跨３个村、１０余个村民组，主渠长７２００米、支渠长２２００米的水渠终于完工。群众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水渠仍是工程奇迹。”黄著文说。
通水后，黄大发又马不停蹄地带领群众“坡改梯”。
夜晚，平时寂静漆黑的山村被点燃，山坡上、土地里灯光闪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们在黄牛头上、自己脑门上套上灯，彻夜挖土、筑田、放水……
村民徐国树家“坡改梯”后有了４亩梯田，全部种上了水稻。１９９６年，亩产达到１０００多斤。他一直记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满满一大锅、足足５斤多米饭。从米下锅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围着灶台坐着，等着，笑着。揭开盖的那一刻，一股从没有过的清香，扎扎实实地钻入鼻子，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真是吃得肚子好胀，好高兴！”多年后回忆起那顿饱饭，徐国树念念不忘。
村里的稻田从２４０亩增加到７２０亩，每年收稻谷８０万斤，村民从此吃饭不愁。还有村民种上了高粱，收获后卖给附近茅台酒厂，带来了更多收入。
接下来，黄大发要实现他修学校、通路、通电的梦想。
